一千与千万

托比在几辆停着的马车旁嗅了嗅，突然把头转向与火车站相反的方向，准备冲过去。 
  “不，不，”福尔摩斯轻轻地而又坚决地告诉它。“我们跟踪的是马车，托比。告诉我们它的乘客到哪儿去了。” 
  他一面说，一面把托比拉到那些马车的另一边，托比在那儿转了一会儿，它弄清楚了， “汪”地叫了一声，向车站奔去。 
  托比在焦急等待的人群中穿来穿去，最后来到去往欧洲大陆特别快车的站台。在这儿，它面对空荡荡的铁轨一动不动，香草精到这里终止了。我看看福尔摩斯，只见他微笑着扬起眉毛。 
  “是这样，”他平静地说。 
  “现在怎么办？”我问。 
  “让我们查查看，那趟快车开出多久了，还需要多长时间再发车。” 
  “那么狗呢？” 
  “唉，带上好了。我想还用得着它。” 
  当然，我要跟踪莫里亚蒂教授并不一定非用托比不可，”福尔摩斯说，此时我们的火车已经开出伦敦二十英里，把大雾甩在身后，向多佛尔驶去。”至少有三种办法可用，还不算香草精，”他微笑着说。 
  清新的空气使我的身体和精神恢复了一些。我已经实实在在地把福尔摩斯带出来。 
  我的同伴打起盹来，半小时后突然醒了，用奇特的目光凝视着我，然后猛地站起身，一把扶住头顶上的行李架。 
  “对不起，我出去一下，亲爱的朋友，”他紧张地说，随后向上瞥了一眼，把他那只红毡子旅行箱拿下来。当我们的火车从维多利亚车站开出之前，他已经借用那儿的便利条件去掉原来化装的一切痕迹，换上他自己平时的服装。所以我知道他现在要去哪儿，做什么，为了什么。然而我没有规劝他。 
  大约十分钟后，福尔摩斯回来了，悄悄把毡子旅行箱放回架子。 
  到了多佛尔，轮船把火车运到汇合处。我们走下火车，在站台上休息。福尔摩斯事先已经让托比又嗅过一次他随身携带的一小瓶香草精。到了站台上，我们装作让狗散步，带着托比四处看看教授会不会趁他那趟火车停下来的时候离开火车。我自然知道他不会，不过既然有托比在，我就没必要说出来了。 
  “既然所有的欧洲大陆快车都在同样的车站停车，我们就不会错过他下车的那一站，” 福尔摩斯推测道，于是我们越过了英吉利海峡。 
  到了加来，我们又检查了一番――结果相同。我们毫不费力就找到香草精的踪迹，一路寻到去维也纳的特别快车的站台。 
  福尔摩斯紧皱眉头。“为什么他要去维也纳？” 
  “也许他会在半路什么地方下车。我希望托比不会搞错，”我说。 
  福尔摩斯冷冷一笑，“假如它搞错了，华生，你的读者感到的将不是惊诧，而是好笑了。” 
  我没告诉他这件“案子”我根本没打算写下来。 
  当我们黎明之前坐上火车穿越法国时，睡意很快把我征服了。醒来时已近中午，盖着福尔摩斯那件斗蓬，双腿搭在座位上。我的同伴仍旧坐在对面，一边吸烟，一边向窗外眺望。过了苏黎世来到德国边境，接着是慕尼黑和萨尔茨堡，站台上仍不见香草精的踪迹。 
  我感到天气在变暖，奇怪的是，在这般气候下前方那些壮丽的山峰上却仍旧覆盖着积雪，于是我请教福尔摩斯。 
  “噢，会融化的，”他向窗外白皑皑的山峰瞟了一眼说，“华生，这是个令人沮丧的时刻。” 
  他似乎又一次隐入阴郁的心境。积雪和冰块并未把他埋没，倒是他心灵深处的什么东西把他埋没了，我对此束手无策。 
  这么有好一会儿后，他突然站起来取下毡子旅行箱出去。福尔摩斯回来之后不一会儿，一位高个子红头发的英国人打开我们车厢的门，问我们能否让他进来，他到林茨就下车，福尔摩斯不情愿地作个手势，让他坐下，再不理睬这个人了。我只好自己和他东拉西扯地谈起来。 
  “我到蒂罗尔旅游去了，”他问答我的问话时说。这时福尔摩斯睁开眼睛。 
  “到蒂罗尔去了？肯定不是，”他说。“你旅行包上的签条不是说你从鲁里塔尼亚返回吗？” 
  这位英俊的英国人顿时脸色煞白。他站起来，重新提起旅行包，喃喃地表示歉意，说要去喝点酒。 
  “多遗憾，”他走后我说，“我本想向他打听加冕礼的情况。” 
  “没问题，”他心不在焉地答道。 
  “你说他叫拉森迪尔？我可没看见他的什么签条。” 
  “我也没看见。” 
  “那你究竟是怎么――？”我刚开口，他便笑着挥挥手打断我的话。 
  “我不想把事情搞得很神秘，”他说。“我认出他了，他是伯莱斯顿勋爵的弟弟。有一次，在托琅姆勋爵家举办的晚会上我曾和他聊过天。一个废物。”他兴趣索然地说。 
  火车到达林茨时天已完全黑了，我们带着托比到站台巡查。这一次，福尔摩斯认定莫里亚蒂是直奔纳上纳去了。我们坐上火车，一路睡着觉，清晨到达维也纳。这一时刻终于到了。福尔摩斯和我用手划着十字，顶祝这次能得好运，牵着托比走下火车，我们慢慢走着，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但托比没作出令人鼓舞的表示，快走出大门的时候，福尔摩斯的脸变得阴沉沉的。 
  突然，那只狗一动不动地站住，然后向前窜了一步，把鼻子贴在地上嗅来嗅去，尾巴快活地摆动起来。 
  “它发现了！”我们一齐喊道。它确实发现了，托比高兴地吠了一阵，转了几圈，便身大门跑去。 
  它带着我们来到外面的马车站，停住了，用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望着我们。“看来他坐上一辆马车走了。”他平静地说。“在英国，火车站上的马车拉完客人还要回到车站。让我们看看托比会不会对哪辆马车发生兴趣。” 
  然而它没发生任何兴趣。福尔摩斯沉思起来。 
  “我想到几种可能，但我相信最简单的办法是留在这儿，让托比检查每一辆回来的马车。” 
  “好，我想我该去喝杯茶。”他站起来，把托比的牵带递给我。“我到车站餐室去，我们会碰上好运气的。” 
  他走了，我回到马车站，每回来一辆马车，我和托比便要走上前去，我伸出手催托比上车去嗅一嗅。 
  半个小时就这么过去了。早在这之前，福尔摩斯便已经回来。我们几乎要失望了，这时走到一辆刚回来的马车跟前，突然托比高兴地叫了一声，使劲摇起尾巴。 
  “成功就在于等待，华生！”福尔摩斯格格笑起来，走去和车夫说话。 
  但他德语蹩脚，车夫不懂，他于是转向我。”告诉他，”福尔摩斯缓慢而清晰地说， “要他送我们去他几小时前送的乘客所去的地方。”然后他细致地描述了莫里亚蒂的外貌。 
  话还没说完，那位车夫突然微笑起来，大声说：“啊，是这样！”随后殷勤地请我们上车。 
  我们坐好后，他劈啪抖了抖缰绳，我们便奔驰在繁忙而美丽的街道上了。马车从大街拐进一条小路――然后在一幛漂亮的小楼前停下。马车夫用各种手势要我们明白，这就是我们要我的那位先生下车的地方。 
  我们走下车，把注意力转向那幢房子，福尔摩斯按按门铃。我看到一个小牌牌上写着我们将要拜访的人的名字，暗暗松了一口气。 
  过了一会儿，一位漂亮的女仆打开门，她看到两名来客带着模样如此奇特的一只狗站在外面，吃了一惊。 
  福尔摩斯把我们的姓名、身份告诉她，她立刻笑着点点头，用蹩脚的英语请我们进去。 
  我们跟着她走进一间小而雅致的门厅。“请到这边来，”女仆作着手势。依然微笑着，把我们引进一间窄小的书房。我们坐下之后，他问：“喂，华生，从这一切你可以看出什么？”“什么也看不出，”我坦率地承认。“然而这一切很明显，尽管不是什么好兆，”他说着站起来，走来走去查看那位医生的书籍。那些书虽然大多是德文的，也不难看出全是医学方面的――至少在我坐的这一侧。 
  我正准备要福尔摩斯解释他的话，门开了，走进一位蓄着胡须的人。他中等身材，有点驼背，透过脸上轻微的笑容，我看出他内心伴随着无穷的智慧。他脸上最引人注目的是眼睛。那双眼睛并不很大，但黑黑的，深深的，目光锐利。 
  “早安，福尔摩斯先生，”他缓慢地说着纯正的英语。“我一直在期待着你，你终于决定来了，我感到很高兴。还有你，华生大夫，”他亲切地微笑着，向我伸出手来。我和他握着手，眼睛却仍旧盯住福尔摩斯。 
  “你可以摘掉这个可笑的胡子了，”他尖声说，“也不必用那种演戏般的腔调说话了。我警告你，最好是坦白，这出戏演完了，莫里亚蒂教授！” 
  我们的主人慢慢转向他，对他的严厉我毫不介意，只轻轻地说：“我的名字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五 两个巨人 两种逻辑  
  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医生的神态中包含着某种使福尔摩斯无言以对的成分。他虽然很激动，但竭力控制住自己，向那人走去。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那个人，过了好一会儿，叹了口气。 
  “你不是莫里亚蒂教授，”他终于承认道，“但莫里亚蒂曾到过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