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妨碍了我们致富

但宏观规律随一国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而异，何况近几年美欧一些国家都经历了滞胀的痛苦，一方面有高通胀，同时又存在高失业。就我国的情况而言，是否存在类似于菲律普斯曲线的关系，不仅具有政策意义，也存在理论意义。
  在一个静态的市场中通胀能够减轻失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通胀意味着货币供应增加。其后果之一是经济活动的加速，产出的上升，显然有利于增加就业。但这也是有前提的，即此时设备的开工率还没有达到百分之百，原材料的供应也还可能增加。然而在一个动态的市场中这一关系就未必存在。因为企业界对增加货币供应会造成通货膨胀早已有了经验。当局增加货币供应时企业界预见到成本的上升，未必会增加其产量。这就是合理预期派的贡献之一。
  就这一关系而言，我国经济一直在结构上存在问题，即交通。能源（特别是电力）等长期以来是国民经济的瓶颈。每当经济活动活跃时，这些瓶颈部门总是受到强大的压力，设备都在超负荷运转。所以增加货币供应时对于必须直接间接依靠瓶颈生产的行业，增加就业的机会很少。但也不能说完全不起作用。因为总有一些行业对瓶颈业的依赖程度很微弱，而且还有各种替代办法，避开瓶颈的制约。至于我国企业界是否根据预期通胀调整自己的生产，我缺乏专门研究，无法作出判断。从印象中感觉，虽然企业对通胀是十分敏感的，但企业的生产主要由销售导向。只要有销路，原料有保障，设备有潜力，总会增加生产，不大去计算如何调整产量以扩大利润。因此似乎可以假定企业对通胀的预期并不影响其生产计划，只要生产销售有机会，企业倾向于增加生产。因而增加货币供应有可能导致短期的市场繁荣。
  然而从理论看，货币供应增加也可能对经济增长不利。经济活动的本质是交换，货币只是交换的手段。一方面如果手段不够，会使交换受阻；但另一方面货币已经足够多了，再增加货币供应，并没有增加交换，而只能增加交换的竞争，也就是物价上涨。所以通胀未必促进有益的经济活动，反而促进了价格竞争。所以理论分析并不能回答通胀、增长、就业之间的关系。
  让我们拿过去10年内我国经济的统计来检验一下，可以发现通胀并不一定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虽然个别年份有三者一致的记录，但更多的是相反的变化。例如1988、1989两年通胀从1987年的7％跳到18％上下，而GNP的增长从11％跌到了5％以下，就业的增长也从3％降到2％。再如通胀从1991年起逐步攀升从2％跃到了20％以上，GNP的增长则从1992年起的14％逐年下跌到今年的9．5％，同时就业增长也从2．8％降到2％左右。只有1985～1987年出现过三者同时缓慢下降又缓慢上升同步变化的局面。所以拿我国的经济结构而言，我们决无理由认为通胀必能促进就业。
  回顾过去10年的记录，平均的通胀为10．4％，GNP增长为10．1％，而就业的增长仅为2．5％。在此期内劳动年龄的人口平均每年约增1500万人，而就业的增长每年仅1300万人。我国虽然有高速经济增长的良好形势，但失业的绝对人口数却在上升。这一形势不能不引起我们严重的关注。虽然劳动年龄人口增加这样快是历史造成的，现在每年人口增加幅度已降到1200万人，但这一历史包袱还会继续若干年。在高增长形势下就业尚且如此严峻，万一增长降下来，将出现什么局限，想起来令人不寒而栗。
  靠什么来增加就业？或者反过来问，是什么妨碍了就业的增加？劳动要有工具和对象，或者要有资本和资源。这二者我国都不富裕。所以增加就业很难从扩大资本和扩大资源的使用（例如开荒）来实现，而只能从改变这三者的搭配来解决。换句话说，要努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追求资本和资源高效率的使用，而不必要求劳动的高效率。从价格导向上看，一定要大幅度提高资本和资源的价格，并保持工资的低水平。这个严酷的事实是我们必须接受并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的。
  回过头来讨论厉以宁和吴敬琏先生的意见，他们的主张并不互相对立。治理通胀有利于解决失业。问题是二者都要有更明确的政策方针。在第九个五年计划内，要实现两个转变：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和从粗放经营转化为集约经营。对于后一个转变，我希望理解为提高资本和资源利用效率，而不要去片面追求自动化和机械化。
                                1995年12月23日
中间产品的价格未必与通胀有关
  通货膨胀是指物价水平的上升，而不是个别商品价格上升。因为可能有些商品的价格在降低，虽然个别商品涨价，未必物价总水平会上升。物价总水平的上升仅当社会总购买力（居民、政府、外商）超过了可供应商品总价值时才有可能。所以嫌物价上升的话，首先想一想是不是自己口袋里的钱增多了，尽管你并没有为社会多生产。
  从纯粹经济学理论来看，并不存在一个绝对正确可靠的通货膨胀系数。细分起来各种计算方法各不相同，又各有其根据，我们无法判定哪一个更正确。产生此种困难的根本原因是不同时期人们的效用函数无法相比。对通胀的测量，大体上可以分为消费物价指数及国内生产总值的折减系数两类。但不管是哪一类，它只涉及最终产品而与中间产品无关。消费物价指数仅涉及最终产品中的消费品，而与用于投资的资本品，用于出口的出口品，用于国防的一部分公共产品等无关。所以折减系数更全面地反映物价水平的变化。
  我们知道，一切商品的价格都是互相关连的。在均衡状态下，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变化都会直接间接地波动到几乎一切商品的价格。从这个意义上说，中间产品的价格会影响最终产品。因此会对通胀发生影响。即使如此，在计算物价水平变化时，中间产品的价格并不会直接对通胀率发生作用，只有最终产品价格变化才会影响物价总水平。然而在非均衡状态下，物价的关连关系未必存在。此时中间产品的价格变化并不会影响最终产品的价格。
  举一种典型的此类产品为例，即化肥。化肥不可能成为最终产品（除非出口，但我国不出口化肥，倒是有大量进口），它必定是中间投入品。化肥的价格一直偏低，所谓高低原是相对的。化肥价低是说相对于以它为中间投入品的产品价格而言的。换句话说，投入一公斤化肥所能增产的粮食（或其他用化肥生产的农作物）价值高于这一公斤化肥的价格。因此此时化肥涨价并不会推动粮食价格上升，而只会使一部分利润从农民手中转移到化肥生产厂手中。这原是价格应该起到的功能。学过微观经济学的同志大概都能记得，在一般均衡状态下一切资源的利用效率最高，同时一切产品的经济利润为零。当化肥的价格达到供需均衡时它能被最有效地利用。或者说，一定数量的化肥可以增产最多的粮食(参见拙著《择优分配原理》)。我国化肥的定价政策有严重的误解，一直采取压低化肥价格的方针。其原因或者希望保持粮食的低价格，不要让化肥涨价引起粮食涨价。或者希望减轻农民负担。出发点都是好的，但事与愿违。己如前述，在非均衡状态下中间投入品涨价不会推动最终产品的价格。至于农民的负担能否降低，只要看火车票低价的后果。旅客并不能享受低价优惠，差价被票贩于赚去了。化肥的情况完全相同。火车票涨价以后，价格涨到了需求线上，差价变为零，票贩子无利可图。如果化肥价格上升到均衡价，农民负担并不会增加，只会将倒卖化肥的二道贩子赶出市场。经济学家们常常怀疑，面对复杂异常的现实世界，经济学究竟有什么用场。确实，经济学在大多数情况下未必能提出什么真正有用的政策建议，但化肥定价问题可能是一个例外。
  只有最终产品的价格变化才决定通胀率的概念似乎并未为我国的经济学界所普遍接受，因而在分析物价水平时常常拿中间产品的价格变化来讨论，而又不顾及这些产品是否处于均衡状态。特别是讨论价格调整方案时，对生产资料（大多为中间产品）的调价顾虑多端。其实，有必要调价的商品都是价格低于均衡点的商品，他们的涨价并不会传递给最终产品的价格，因而不会影响通货膨胀率。严格来说，这些产品的涨价反而会降低物价总水平。因为在均衡价格下，资源利用效率提高，总供给会增加。上例化肥涨价的话，会增加粮食总产量，从而使粮价降低。这种看似反常理的结论只有经济学才能给出准确的解释。
                             1996年1月20日
引进外资失败的教训
  我曾去非洲访问过十多次，到过许多非洲国家。从首欢访问到现在已有7年，亲眼看到这段时间内非洲大陆的变化，他们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经常在我思想中盘桓。从表面上看到的印象，非洲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物。一方面她有漂亮整洁的街道，有效率极高组织严密的企业；另一方面她又是混乱、无序、百姓受饥寒煎熬之苦的地方，在政治上，非洲的民族独立的呼声非常高昂；然而在经济上，在日常生活中，殖民地的遗痕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