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下的独白

派克笔、领带夹、外岛特产、战士玉照……我有生以来从未收到这么多的东西。这使我
深感不安，因为他们每位都花了四分之一的月饷！这是我＝十五年来所不易看到的热情，
“悲歌慷慨之士”在我出身的“高等学府”里，已经是教科书上的名词。教育好像是一架冷
冻机，接近它的时间愈久，人就变得愈冷淡，太多的理智恰像泰戈尔形容的无柄刀子，也许
很实际很有用，但是太不可爱了！不过在军队里，我却不难看到这种有古任侠风的“悲歌慷
慨之上”，我喜欢和他们吸烟痛饮，也高兴和他们争吵狂欢。我失掉了我自己，有多少次，
我和他们融化在一起，我也学习着粗犷与质朴、感染着刻苦与天真，但我恨我学不到他们的
膂力，也学不到那孤注一掷的豪迈胸怀。
  我的一个重要班底——七五炮组的组长，河北人，是个标准的燕赵之士，他虽不能说是
力能扛鼎，可是只手扛起个大水缸却绝无问题。我常常笑他生不逢时，若在古代，他保险可
以考取武状元。他的枪法与角力，全连没有他的敌手。有一次他连赢三次摔跤，我以他为本
排增光，买双喜烟重重赏他。他那天真开心，当众大谈从军史，最后向阿兵哥们指着我说：
“头一次上战场没有不害怕的，我们的排长你们平时看他张牙舞爪不可一世，可是他若上战
场，前面砰啪枪一响，他后面噗嗤屎就来了！”大家笑得直不起腰来，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
  一年军旅的生活快近尾声的时候，第九期的预备军官也分到部队里来了。他们听说第四
连有位第八期的老大哥小有名气，特地纷纷来“朝拜”，我也以地头蛇的姿态分别予以接
见，只要他们：肯在福利社掏钱会账，我一年来的心得和洋相都可搬出来。我送给他们的
“定场诗”是：
  “生公说法鬼神听”，
  卿当敬我我怜卿，
  若想从容带阿兵，
  先读本人“排长经”。
  在“排长经”里面，我告诉他们如何替一些老兵写信、如何讲故事、如何当地雷教官、
如何做天下最小的司令——卫兵司令。如何善保本排长的光荣纪录——前瞻训练炮操冠
军……
  一年的学习与磨练虽然使我不再是个毫无经验的小少尉，但我知道我个人距离那种模范
军官的标准还遥远得很。团长问我一年来的感想，我答道：“阿兵哥看我是老百姓；老百姓
看我是阿兵哥。”我并不是谦虚的人，我说这话并没有谦虚的成分，因为我深知我在这一年
来，经历虽多，可惜有资而不深；贡献虽有，只获二功而无过，开创不足，守成勉强，大错
不犯，小错不断，这些平庸的成绩是不合标准军官的标准的。
  如今地球一阵乱转，三百六十多天又过去了。我带着一种莫可名状的心情，登上了回程
的军舰。人在船上，船在海上，可是我知道我的心在什么地方。那里度过我一年多的青春，
那里有火热的笑脸，有强悍的男人味道，有泥土，有汗斑，有风涛海浪，更有那多少个跳动
的心，在使我缅怀回想。
  早春时节，我又回到学校里来，满地的杜鹃仍旧热烈的开放，但是我却看不到一个熟悉
的面孔，也接触不到一个熟悉的回声。校园里一批批的是些新的同学、新的情侣、过去的老
同窗老情人都已高飞远扬。但我已放弃了自怜的习惯，我想到我那段刀光枪影的排长生涯，
它带给我不少生命的酵素，使我有足够的活力去面对未来的日子。
  原登在一九六一年四月三日台北《中华日报》副刊
  现在依原稿稍做改订，一九六三年十月八日
  
十六 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
  堂堂“中华民国”的“医师法”，是一部要不得的“医师法”！
  这部“医师法”，本是一部乱拼杂凑的法律，它形成于十九年前（民国三十二年）的九
月二十二号。五年以后（民国三十七年）的十二月二十八号，做过一次修正，可是只改了三
个字。其他一切照样施行、照样贻害社会！
  最近，听说立法院又要修改“医师法”了，站在一个小百姓的立场，我们不能不关心修
改的情况，因为今天从事修改的人，正是六年七个月前通过议案，请政府设立“中医学校”
和“中国医药研究机构”的人！他们为历史留下的那次违背时代潮流的纪录，在我们小百姓
脑袋里还记忆犹新，我们怎么能不关切他们在修改“医师法”时，会不会又闹一次笑话？
  为了了解现在的“医师法”如何要不得，我们不得不迫溯一下“医师法”是怎么来的。
“医师法”的历史背景
  中国人对于疾病的观念本来就是充满迷信色彩的，他们认为生病的原因是神仙赐的，所
以着要病好，也非得求神问卜不可，而求神间卜的法子，则莫过于祷告。所以周武王病了，
他的弟弟周公要祷告一阵；孔夫子病了，他的学生子路要祷告一阵。换句话说，能祷告就等
于能治病，祷告是“巫’’的责任；治病是“医”的专职，“巫医”连称，向来是不分家
的。
  历史上传说神农、黄帝对于医药的贡献，根本全是鬼话。中国医术比较可考的起源是在
殷朝，值得称为鼻祖的是“巫彭”和“巫咸”。（楚辞中七次提到他们，后来的儒者如王
逸、颜师古都以为“巫咸”是一个人，完全错了！）从这个人开始，算为中国医术奠定了千
古不拔的基础———个巫医不分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几千年来，中国医术就一直走不上
科学的正路。至多只有医术，根本称不上医“学”。
  但是，有一件妙事是，中国历代都有披着“革新医术”的外衣的人出现，这种人总觉得
他能振衰起敝，刷新二代医术，给病人带来光芒。
  从殷朝的皇帝祖甲开始，就是这种“中医救星”的来临。，祖甲表面上好像取消了卜疾
的迷信，但是他所信奉的药物却又完全被玄学笼罩着，根本还在迷信圈里讨生活。后来的扁
鹊又是救星式的人物，他宣言“信巫不信医不治”的话，可是他所信的“医”是什么？还不
是诗张为幻的玄谈！从扁鹊以降，中国历史上代有名医：如淳于意、张机、华忙、王叔和、
皇甫谧、葛洪、褚澄、陶弘景、徐之才、巢元方、孙思邈、钱乙、张元素、罗知悌、戴思
恭、张介宾、喻昌、陆懋修……这些历朝各代的“歧伯”、“雷公”都曾成为中国病人们的
偶像，他们的所谓“歧黄妙术”也占据了每一个病人的心房。直到洋：鬼子的洋船出现，病
人们才开始矛盾起来。
  第一个开始矛盾的大名人是清朝的康熙皇帝。他在位的第三十二年（一六九三），突然
害了疟疾。当时伺候在他左右的黄种御医们人人束手，最后请来了法国鬼子刘应（Mgr
Claudus de Visdelou），服下了来自印度的奎宁，才算圣体康复，皆大欢喜。
  这件被人忽略的往事，在历史上实在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它给西方医学一个最有力的
声援。在这个声援下，一百六十三年（一八五六，咸丰六年）以后，一个默默无闻的者广在
广州上了岸，他的名字叫黄宽，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得到医学博士
的中国人。
  此后的局面是，中西医的对立不再是中国“儒医”与外国）“教士医”的争执了，而是
黄色皮肤下“国医”与“西医”的斗法：了！
  一个单凭“祖传秘方”、“五运”、“六气”、“寸关尺”的原始医术，在严格的解剖
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临床诊断学的回刚，县不能有丝毫抗衡的能力是显然可见
的。所以，很快的，西方医学便走上了一个反客为主的趋势。
  清朝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外国人已在中国创办了第一所西医“学校”（Peter
Parker的“广州基督教医院”）；三十年后（一八六五，同治四年），中国人自己办的第
一所西医“学校”（北京“同文馆”特设科学系）也开始了。但是很快的，在中医的势力逐
渐式微的时候，“和平共存”的法子就被想了出来。一些聪明人想出了中西合璧的医学教
育，他们最辉煌的试验是光绪二十九年（一九0三）三月由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
添设的“医学实业馆”，招来几十个学生，合授中西医学。可是这个好梦却做不了多久，民
国以后，中国医术在正派的高等教育里，终于被赶出了大门。
“医师法”与中医
  民国二年的九月十一号，汪大燮做了教育总长。他这任总长虽只不过做了五个月零九
天，但是他却主张了一项德政——废去中医。那是民国三年一月间，所谓京师医学会的代表
们，涌进教育部，请求为他们的“北京（中医）医学会”立案。汪大燮态度强硬，回答他们
说：“我决定今后把中医废除，中药也不用。你们请求立案，我办不到。”这下子中医们着
慌了，乃纠合各地同业，组成了所谓“（中医）医药救亡请愿团”，由余德壎率领，浩浩荡
荡直奔国务院而来。他们向国务院及各部告状，希望保存中医中药，可是国务院告诉他们
说：
  ……前此（教育〕部定医学课程，专取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