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卡的脑—著名天文学家卡尔·萨根著作

他作了如下解释：好几颗彗星，当它们非常接近地球时，将受到潮汐的或电的破坏，从而产生出了巫术、耗子、蝎子或龙这些东西，这就为背景非常不同在文化上彼此隔绝的人们据以对同一种动物作清楚的诠释。这里并不打算表明，象下面这样一种清楚的形式——例如，一位妇女骑在扫帚柄上，戴着一顶尖尖的帽子——也能由上述方式提供出来，即使我们同意有一颗彗星与地球非常接近的假设。我们借助罗尔沙希（Rorschach）和其他心理学的映射试验的经验表明，不同人用不同的方式看同一个非代表性的形象。维里科夫斯基甚至居然相信，“一颗恒星”与地球非常接近，他显然与行星火星与恒星等同起来了，恒星遭到破坏以致采取了狮子、豺狼、狗、猪和鱼这些清晰的形状；按照他的观点，这就解释了埃及人何以崇拜动物的缘由。这不是非常深刻的推理。我们也许恰好有充分理由认为，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整个动物园具有独立飞行的能力，并且确已作了飞行了。更具有可能性的假设是扩散。事实上，我在不同条件下花费了相当多时间研究关于在地球这颗行星上龙的传说，并且我对这些神秘的野兽是多少不同留有深刻的印象，西方著作家所称的所有的龙确是真的。
  作为另一个例子，试考虑《碰撞中的世界》的第八章第二部分的论据。维里科夫斯基认为古代文化中有一种世界性倾向，各个时代多相信一年有360天，一月有36天，而每年只有十个月。维里科夫斯基没有从物理学上为这一点提出论证，但认为，古代天文学家简直不可能在他们的职业上如此贫乏，以致竟为失足到主张每年只有五天或每一太阴月有六天的地步。于是立即就成了在占星术的正式新月中，晚上由月光照亮，七月将降暴风雪，占星术家简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当现代天文学家有了某种经验时，我不象维里科夫斯基那样相信古代天文学家的计算精度的准确性。维里科夫斯基假定，这些异常的历法习惯反映了日、月和（或）年的真正变化——并且他还假定，这些正好是彗星、行星和其他天体紧密接近地月系统的证据。
  还有另一种解释，这种解释是从这样一个事实中推演出来，即：一个太阳年中没有一个整数的太阴月，而一个太阴月中也没有一个整数的日子。这些不可通约性正激励一种文化已在新近发明了算术，但至今高处理大数或分数还为时甚远。今天甚至穆斯林教和耶稣教也已感到这些不可通约性不方便了，因为他们发现斋月和逾越节分别出现在阳历中每年相当不同的日子里。人类事务中有一种明显的整体沙文主义，大都在与四岁的孩子讨论算术时容易看出来；如果那些历法的不规则存在的话，这似乎是对这些不规则性更加似然的解释。
  一年三百六十天为具有六十进制算术的那些文明，如索马里、阿卡迪、亚述和巴比伦文化，提供了明显的（暂时的）方便。同样地，每月三十天或每年十个月对热衷于十进制算术的人们可能具有吸引力。我惊叹我们在这里竟没有听到六十进制算术的沙文主义者与十进制算术的沙文主义者之间冲突的回声，而听到了火星与地球碰撞的回声。的确，那帮古代占星术家一直是戏剧的空耗精力，各种历法稍纵即逝，但这是一种职业冒险，而且至少它把涉及分数时的精神苦恼消除了。事实上，初步的定量思想看来是这整个课题的特点。
  一位从事古代计算研究的专家（利奇，1957年）指出，古代文化中，一年的前八月或前十月都有名称，但最后几个月份，因为它们在农业社会中经济上不重要，所以，没有名称。我们用December称为十二月，是拉丁文Decem（代表“十”）之后的名称，它指出是十月，而不是十二月。（September九月）＝七月，October（十月）＝八月，Noyeybyy（十一月）＝九月）。因为包含着大数目，前科学的人们独特地不计算年的日子，尽管他们在计算月份上是勤奋的。一位杰出的古代科学史和数学史家奥托·诺杰巴尔（Otto Neugebauer，1957年）评论说，在美索不达米和在埃及两地，保留下两种彼此隔离但又互相排斥的历法：民用历，它的特点是计算方便，以及经常是现代化的农历——弄得比较混乱，但与季节和天文实际更接近。许多古代文化用简单地在年底加上一个五天的假期就解决这个两种历法的矛盾问题。我很难设想，前科学人们的历法习惯中三百六十天为一年的存在竟是强制证明了，当时在地球绕太阳旋转中确是自转360圈而不是365?圈。
  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考察珊瑚成长的环而原则上得到解决，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珊瑚成长环较准确地指明每月的天数和每年的天数，每月的天数仅仅对应于生活在涨潮线与退潮线之间的珊瑚。在新近的各时期内，一个太明月或年的无数，似乎没有重要偏离的标记，而且当我们往前回溯时，关于年的天和月的逐渐变短（不是变长）总会被发现与潮汐理论相一致，与在地－月系统内能量和角动量守恒相符合，而无需求助于彗星或别的外来因素的干预就能获得解释。
  与维里科夫斯基的方法有关的另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是，含糊相似的故事可能涉及的完全不同的时期。关于传说的同时性这个问题，在《碰撞中的世界》一书中几乎完全被忽视了。维里科夫斯基只是在他后来的一些著作中探讨了这个问题。例如（第31页），维里科夭斯基指出，关于由灾变为界的四个古时期的观念，在印度和西方的祭祀著作中都是有的。在珀格沃蒂·吉塔（Bhagavad Gita）中以及在吠陀中，提到这些时期的数目是非常不同的，包括无限多的时期。但更有趣的是，在重大的灾变之间持续的时间却是明确的，例如几十亿年（例如可参见坎佩尔，1974年）。这与维里科夫斯基的年代表很不相吻合，按维里科夫斯基的年代表，持续时间是几百或几千年。在这里，维里科夫斯基的假设和旨在支持这一假设的资料相差达百万年。有关希腊、墨西哥以及相信圣经地区的火山作用和熔岩流方面含糊其词的类似讨论都被引用了（见第91页）。他没有力图指明，近似的可比较的次数有多少，而且因为上述两种地区在历史上确有熔岩流出现过，所以，诠释这些故事并不需要共同的外来事件。
  虽然维里科夫斯基附有大量的参考文献，但在我看来，维里科夫斯基的论证仍有许多需要批评的和缺乏证明的假定。让我举出其中的几例。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念，即由任何人提及的任何神（并对应于一个天体）的任何神话实际上都代表了对那个天体的直接观察。这正是一个大胆无比的假设，但我不解的是，涉及水星象天鹅与莉达，或金雨与达那厄这种情况，究竟指什么。在第247页上，关于神和行星是同一的假设，被用来表明那是荷马时代。总之，当海希奥德和荷马提及在宙斯的头中生出并成长的智慧女神（雅典娜）时，维里科夫斯基用他们的词汇谈论海希奥德和荷马，并且认定，雅典娜这个天体是由丘必特抛出的。他反复说，它就是维纳斯（第一部分，第9章以及许多其他地方）。读了《碰撞中的世界》，人们决不会从中猜测到，希腊人独特地把爱与美之女神（阿芙罗狄蒂）与维纳斯等同起来，又把雅典娜与任何不存在的天体等同起来。更重要的是，雅典娜和阿芙罗狄蒂都是“同时代”的女神，她们出生的时代，正是宙斯当诸神的国王的时代。在第251页上，维里科夫斯基指出，卢西恩（Lucian）没有意识到雅典娜是行星维纳斯”。可怜的卢西恩似乎误解了阿芙罗狄蒂就是行星维纳斯。但在第361页的脚注中，看来有一个小小的失误，在那里，维里科夫斯基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用到“维纳斯（阿芙罗狄蒂）”。在第247页上，我们看到阿芙罗狄蒂就是月亮女神，那么，谁又是太阳神阿波罗，或更早时称塞勒涅的姊姊——月亮和狩猎女神（阿尔特弥斯）呢？就我所知，可能有良好的理由表明，雅典娜与维纳斯是同一个女神，但这与目前或两千年前的流行知识相去甚远。可这却正好是维里科夫斯基证据的中心。当雅典娜的天体身份被如此轻巧地搪塞过去时，它并没有使我们对较少熟悉的神话之存在增加可信性。
  其他还有些批判陈述，既是维里科夫斯基的一个或多个主题的中心，但也给予了极不适当的辩护。这些陈述是：其中一个（第283页）说，“陨星，当它们进入地球大气圈时。造成了可怕的喧啸声”，但人们普遍观察它们时却寂静无声；又一个陈述（第114页）说，“一声霹雳，当冲打一块磁石时，就把磁极倒转了”；把“巴拉德（Barad）”翻译成陨星（第51页）；论点（第85页）“是众所周知的，帕拉斯（Pallas）是泰封（Typhon）的别名”。在第179页上，暗示了一个原则：当两个神的共有名字用短横线相连时，它表示了一个天体的一种属性——例如，象阿什蒂罗思－卡尔奈姆（Ashteroth－Karnaim），一位长角的维纳斯一样，维里科夫斯基把她诠释为新月状的维纳斯，并且证明，一旦维纳斯与地球靠得足够近，就出现了肉眼可辨的月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