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真实的蒋介石

这就是蒋虽对孔的谋和活动有所阻遏，但又显得力度不足的原因，也是蒋虽批评孔谋和，但又长期付以国家行政重任的原因之一。档案资料证明，蒋本人也亲自掌控过几次对日谈判，有关情况，已见本书《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
原载《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
第55节：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1)
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
与蒋介石"抗战到底"之"底"
--兼述蒋介石如何对待被日本侵占的东三省
抗战时期，蒋介石在公开谈话或与日方的秘密谈判中，曾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作为条件或"抗战到底"之"底"。部分学者对此的解读是，蒋准备放弃、出卖东三省，因此他们对蒋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持严厉批判态度。但是，批判者实际上并不了解这一问题提出的过程及其来龙去脉，往往好从既定观念出发，对之加以解读、引申，因此，有关批判也就很难准确。
历史学应该是一把最公平的秤。人们对某一个历史人物的好恶可能因种种原因而不同，但是历史科学应该力求还原历史本相，并给予正确解释，不离开历史真实去有意拔高或贬低任何人，要做到爱之不增其善，憎之不益其恶，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是关涉蒋介石和当时国民政府对日抗战的大问题，要重建科学的、真实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必须研究清楚。
为《九国公约》布鲁塞尔会议准备的预案
提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这一问题，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也有较长时期的发展过程。
1937年7月，日军制造"卢沟桥事件"，中国军队奋起抗战。此后，中国政府一面坚决抵抗日本的军事进攻，一面仍对和平解决抱有希望。7月1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驻华大使馆，要求该馆迅速转电华北日军当局，"严令肇事日军撤回原防，恢复该处事变以前状态，静候合理解决。"①12日，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接见日本驻华使馆参事日高信六郎，要求：1．双方出动部队各回原防；2．双方立即停止调兵。②15日，外交部再次照会日本使馆，重申12日照会内容，要求日方"将此次增派来华之日军悉数撤回，并将本案肇事日军撤回原防，恢复事件以前之状态，静候合法解决"。③至此，恢复"事变以前状态"只是解决卢沟桥事变中双方军事冲突的方法，尚非解决中日两国战争的外交原则。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提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不能要求任人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领土，不能受任何约束。蒋称：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的最低限度。蒋的这些主张，已经超出卢沟桥这一具体事件的范围，发展为解决中日两国间冲突的一般原则，成为后来提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的思想基础。
卢沟桥事件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一如既往，将问题提交国联，以争取国际的支持和援助。9月13日，国联在日内瓦开会。会议将问题交给国联远东咨询委员会。远东咨询委员会指责日本"诉诸武力"的行为，但拒绝宣布日本为侵略者，建议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讨论。会前，列强的设想是：通过有关国家的共同帮助，"在中国和日本之间，以斡旋或调停的方法达成一项和平解决的办法"。为此，列强希望在中日两国军队之间达成停战或停火，同时邀请日本参加会议，直接对话，劝导日本接受调解。当时，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通过其驻伦敦和华盛顿的同僚们已经了解到，有关国家"把重点放在先实现停止敌对行动，然后通过斡旋或调解取得迅速解决"。①但是，现地"停战或停火"对中国并不利。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日军已经迅速占领北平、天津以及河北省的广大地区，上海也正处于日军的包围中。现地"停战或停火"将意味着首先承认日本侵略者的这些"战果"。
为准备参加《九国公约》会议，争取对中国最有利的结果，中国政府曾在国内外的少数智囊人士中征求意见，从而形成了一份文件，题为《关于九国公约会议之初步研究》。该文件提出，无条件的"先行停战"对中国不利。文件称：
会议之时，或先提出一要求双方停战，留出时间以便接洽……日本方面若不允停战，应付极易，但虑日本方面军事或到利于停战之时，未尝不可允许，果尔，中国方面地位极感困难，因中国方面立足在自卫二字，无拒绝停战之理由……但先行停战，除军事上或有作准备之利益外，皆有害无益。
因此，智囊人士建议，中国外交人员应提早与英、美、法、苏等国暗中接洽："声明如有先行停战之要求，至少须附有"日本军队应迅速退还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一条件，否则事实上无异帮助日本压迫中国也。此点为会议前应暗中请英、美等国谅解之一重要点。"①智囊人士的意见是正确的。如果"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作为中日两国军队之间"停战或停火"的条件，那就意味着剥夺日军在卢沟桥事变以来所取得的各种"战果"（包括已经占领的土地），是一个有利中国而且易于为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方案。
当时，中日之间的最大问题是日本已经占领了中国东北广大土地，并且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怎样面对这一现实呢？智囊人士在另一份文件中提出：
吾人共同最后之希望，固在收复东三省暨其他一切失地，及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若不先在一强有力中央政府统治之下，完成经济、社会、军事上之新建设，似尚不足以言此，故吾人认为：一、在此会议，不必坚持收复东三省失地及修订条约两问题；二、于日本要求，应慎重考虑，不必一概予以拒绝，且须以具体对策应付之。②
智囊人士认为，收回东北三省及其他一切失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是中国的奋斗目标，但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中国的强大，《九国公约》会议作用有限，因此，不应在会上提出它所无法解决的问题。
智囊人士的意见显然得到蒋介石的肯定。10月21日，陈布雷代表蒋介石致电顾维钧，对出席《九国公约》会议的中国代表作出指示：1．促动苏俄参战决心，并设法减免其未能决心之忧虑。2.继续运动各参加国政府及社会，加紧对日一致之经济压迫，务使国联谴责日本之决议事实化。3．向参加各大国请求战费借款及军械贷款。同时，陈布雷要求代表们于会前先向英、美、法、苏等国说明"最要各点"：
第56节：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2)
1．调解方案未妥协前，无条件之先行停战，于中国大不利，至少必须有"日本军队应退还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一条件。
2．华北已成为中国国家最后生命线……不能容任日本所谓"特殊化"之组织存在。
3．必须设法令日本将在中国之驻兵及军事特务机关完全撤退。①
这样，"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就成为中国代表参加《九国公约》会议的预案。
《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于11月3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中国代表不仅会前做了相应的工作，而且也在会上提出了这一问题。11月6日，顾维钧偕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会见美国首席代表戴维斯。此前，日本政府已经向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提出，要求德国政府出面斡旋，因此戴维斯询问程天放：如果德国真想提出愿意为中国调停，中国是否接受调停？什么样的条件中国方面可以接受？程天放当即回答："任何调停应有先决条件，即须恢复7月7日以前之状态。"②
根据以上叙述可见，在提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方案的同时，蒋介石及其智囊人士并未准备放弃东北，而是准备将这一"老大难"的问题留待适当时机，以免干扰当前较易解决问题的解决。此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很长时期内一直采取这一策略。
在陶德曼"调停"过程中的运用与苏联政府的支持
1937年10月，日本四相会议决定，以军事和外交双管齐下的办法，迫使中国政府取消抗日政策，放弃抵抗。①22日，日本参谋本部派马奈木敬信上校到上海，邀请德国驻华大使出面"调停"中日战争。11月2日，陶德曼会见蒋介石，威胁蒋接受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教训，及时结束战争，不要落到"无条件投降"的悲惨下场。11月3日，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致电陶德曼，转述日本外务省提出的7项和平条件：内蒙建立自治政府，与外蒙国际地位相等；沿"满洲国"边境至平津以南一线设立非武装区；扩大上海的非武装地带；停止排日政策；共同反共；降低日华关税税率；尊重外国权益。日方同时声明：如日本被迫延长战事，则条件必数倍苛刻。②同日，德国外长牛赖特训示陶德曼，将上述条件转告蒋介石并劝其接受。
11月5日，陶德曼会见蒋介石及孔祥熙，转告日本条件，再次警告蒋："千万不可到了精疲力竭的时候再想主意。"蒋介石当即提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问题。他说：只要日本不恢复原状，他就不会接受日本任何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