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升迁之路

  常大淳带着首府、首县直送到城门外十里处方回。
  回到京师面圣后不久，咸丰帝也不知是听了谁的劝告，竟忽然诏令群臣“进言荐贤”，以达到“上富国下富民之所望”。一时间，种种奏章纷至沓进宫里，给沉闷的京师，多少注入了点儿活力。
  曾国藩也上了“应诏陈言疏”与“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二折。
  应诏陈言疏奏为应诏陈言事。
  二月初八日奉皇上谕令，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仰见圣德谦冲，孜孜求治。臣窃维用人、行政二者，自古皆相提并论。独至
  我朝，则凡百庶政，皆已著有成宪，既备既详，未可轻议。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扬之，端赖我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请为我皇上陈之。
  所谓转移之道，何也？我朝列圣为政，大抵因时俗之过而矫之，使就于中。顺治之时，疮痍初复，民志未定，故圣祖继之以宽。康熙之末，久安而吏弛，刑措而民偷，故世宗救之以严。乾隆，嘉庆之际，人尚才华，士骛高远，故大行皇帝敛之以镇静，以变其浮夸之习。一时人才循循规矩准绳之中，无有敢才智自雄，锋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而有猷有为者，渐觉其少。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以臣观之，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钜，国家必有乏才之患。我大行皇帝深知此中之消息，故亟思得一有用之才以力挽颓风。去年京察人员，数月之内，擢臬司者三人，擢藩司者一人。盖亦欲破格超迁，整顿积弱之习也。无如风会所趋，势难骤变。今若遽求振作之才，又恐躁竞者因而幸进，转不足以收实效。臣愚以为欲使有用之才，不出范围之中，莫若使之从事于学术。汉臣诸葛亮曰：“才须学，学须识。”盖至论也。……
  所谓培养之方何也？……
  曰“教诲”，曰“甄别”，曰“保养”，曰“超擢”。……
  所谓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近来各衙门办事，小者循例，大者请旨。本无才猷之可见，则莫若于言考之。而召对陈言，天威咫尺，又不宜喋喋便佞，则莫若于奏折考之矣。国家定例，内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抚、藩臬，皆有言事之责。各省道员，不许专折谢恩，而许专折言事。乃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
  臣之愚见，愿皇上坚持圣意，借奏折为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厌释之心。涉于雷同者，不必交议而已；过于攻讦者，不必发抄而已。此外，则但见其有益，初不见其有损。人情狃于故常，大抵多所顾忌。如主德之隆替，大臣之过失，非皇上再三诱之使言，谁肯轻冒不韪？如藩臬之奏事，道员之具折，虽有定例，久不遵行，非皇上再三迫之使言，又谁肯立异以犯督抚之怒哉！臣亦知内外大小群言并进，即浮伪之人，不能不杂出其中。然无本之言，其术可以一售，而不可以再试，朗鉴高悬，岂能终遁！方今考九卿之贤否，但凭召见之应对；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臣所谓考察之法，其略如此。三者相需为用，并行不悖。
  臣本愚陋，顷以议礼一疏，荷蒙皇上天语褒嘉，感激思所以报。但憾识见浅薄，无补万一。伏求皇上怜其愚诚，俯赐训示，幸甚，谨奏。
  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奏为敬陈圣德，仰赞高深事。
  臣闻美德所在，常有一近似者为之淆，辨之不早，则流弊不可胜防。故孔门之告六言，必严去其六弊。臣窃观皇上生安之美德约有三端。而三者之近似，亦各有其流弊，不可不预防其渐。请为我皇上陈之。
  臣每于祭祀侍仪之顷，仰瞻皇上对越肃雍，跬步必谨，而寻常莅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为琐碎，是不可不预防。人臣事君，礼仪固贵周详，然苟非朝祭大典，难保一无疏失。自去岁以来，步趋失检，广林以小节被参。道旁叩头，福济、麟魁以小节被参。内廷接驾，明训以微仪获咎。都统暂署，惠丰以微仪获咎。在皇上仅予谴罚，初无苟责之意。特恐臣下误会风旨，或谨于小而反忽于大，且有谨其所不必谨者。行礼有仪注，古今通用之字也。
  近来避皇上之嫌名乃改为“行礼礼节”。朔望常服，既经臣部奏定矣，而去冬忽改为貂褂，御门常服挂珠，既经臣部奏定矣，而初次忽改为补褂。以此等为尊君，皆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则于国家之大计，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者矣。夫所谓国家之大计，果安在哉？即如广西一事，其大者在位置人才，次在其审度地利，又其次在慎重军需。今发往广西人员不为不多，而位置之际未尽妥善。姚莹年近七十曾立勋名，宜稍加以威望，令其参赞幕府，若泛泛差遣委用，则不能收其全力。严正基办理粮台，而位卑则难资弹压，权分则易牵掣。夫知之而不用与不知同；用之而不尽，与不用同。诸将既多，亦宜分为三路，各有专责。中路专办武宣大股，西路分办泗镇南太，东路分办七府一州。至于地利之说，则钦差大臣宜驻扎横州，乃可以策应三路。粮台宜专设梧州，银米由湖南往者，暂屯桂林，以次而输于梧。由广东往者，暂屯肇庆，以次而输于梧。则四方便于支应，而寇盗不能劫掠。……
  又闻皇上万几之暇，颐情典籍；游艺之末，亦法前贤；此好古之美德也，而辨之不细，其流弊徒尚文饰，亦不可不预防。自去岁求言以来，岂无一、二嘉谟至计，究其归宿，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间有特被奖许者，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
  臣又闻皇上娱神谈远，恭己自怡，旷然若有天下而不与焉者，此广大之美德也。
  然辨之不精，亦恐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尤不可以不防。去岁求言之诏，本以“用人”与“行政”并举。乃近来两次谕旨皆曰：“黜陟大权，朕自持之。”在皇上之意，以为中无纤毫之私，则一章一服，皆若奏天以命德，初非自执自见，岂容臣下更参末议？而不知“天视自民视，天听自民听”，国家设立科道，正民视民听之所寄也。皇上偶举一人，军机大臣以为当，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臣等九卿以为当，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必科道百僚以为当，然后为国人皆曰贤。黜陟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与普天下人共之。宸衷无纤毫之私，可以谓之公，未可谓之明也。必国人皆曰贤，乃合天下之明以为明矣。古今人情不甚相远，大率憨直者少，缄默者多。皇上再三绣之使言，尚且顾忌濡忍，不敢轻发。苟见皇上一言拒之，谁复肯干犯天威。如禧恩之贪黩，曹履泰之污鄙，前闻物论纷纷，久之，竟寂无弹章。安知非畏雷霆之威，而莫敢先发以取罪哉！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盖将借其药石，以折人主骄侈之萌，培其风骨，养其威棱，以备有事折冲之用，所谓“疾风知劲草”也。……
  今日皇上之所以使赛尚阿视师者，岂不知千金之弩轻于一发哉！盖亦见在廷他无可恃之人也。夫平日不储刚正之士，以培其风骨，而养其威棱；临事安所得人才而用之哉？……
  此三者辩之于早，只在几微之间。若待其弊既成而后挽之，则难为力矣。臣谬玷卿陪，幸逢圣明在上，何忍不竭愚忱，以仰裨万一。虽言之无当，然不敢激切以沽直声；亦不敢唯阿以取容悦。伏惟圣慈垂鉴。谨奏。两个折子递进宫的第二天，曾国藩因一路风寒劳顿，
  癣疾有些发作，便上折告假，想休养几天，借此整理一下落下的日记，补齐《过隙影》。
  但咸丰帝却以“朕知道曾国藩查赈劳顿辛苦但因兵部事繁尚书保昌又病危挨顺天府乡试后再行休憩”而没有准假，这倒大出曾国藩的意料之外。——曾国藩想：该不是自己上的两个折子出什么事了吧？
第110节 姚莹被罢黜
  转天，钦命礼部侍郎曾国藩为是科顺天武乡试大主考的圣谕，下到各部院。曾国藩这才释然。
  是科顺天府乡试的副主考为兵部右侍郎沈北霖。
  沈北霖是浙江钱塘人，字尺生，又字郎亭，两榜出身，素有能员之称。
  曾国藩到了兵部才知道，咸丰帝原定的是科武乡试的大主考是穆彰阿，曾国藩是副主考，沈北霖只是一名搜检大臣，而且穆彰阿已经着手准备武乡试的一应事情，哪知道皇上突然变了主意，撤了穆彰阿而换上了曾国藩。
  同一天，上书房师傅、侍讲学士杜受田升署为协办大学士管工部的圣谕也下到各部、院。
  曾国藩凭经验得出结纶，皇上要向穆彰阿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