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眠不醒

当然，要是牵涉到一大笔钱的话，那就该另当别论了。不过一万五千块钱在艾迪·马尔斯眼里可算不上什么，他不是布罗迪那号人，为了万把块钱就绞尽脑汁。
  盖格死了，卡门只好再另外找一个不三不四的人去喝外国酒了。我不担心她会有什么烦恼。她需要做的事倒是该找个僻静地方乖乖站五分钟，显出点害燥的样子来。我真希望下一个勾搭她的人能够稍微客气点儿，线放得长一些，不要太性急。
  雷甘太太和艾迪·马尔斯居然熟到能借钱的份儿上。其实这也很自然，如果她常玩轮盘赌，而且是个好输主的话。
  任何赌窟的老板在必要的时候都乐意借钱给一个好主顾。除此之外，在雷甘这件事上，他们还另有一层利害关系。雷甘是她的丈夫，而且又和艾迪·马尔斯的老婆跑了。
  卡洛尔·伦德格林，那个除了骂人的脏字就不会说别的话的青年杀人犯，很久很久都出不了场了。就算他们不把他捆在电椅上也罢。他们不会这么干的，因为他可能承认自己有罪，这样就不必翻来覆去地审讯，也省了他们不少开支。凡是聘请不起大律师的人一般都这么做。阿格尼丝·罗谢拉被当做一个人证拘留着。如果卡洛尔承认有罪，他们就用不着她作证了。只要在传讯的时候他服罪，他们也会把她释放的。他们不想在盖格的事上再继续深究。只要不深究，他们就抓不住她什么。
  就剩下我了。我隐瞒了一起凶杀案，把证据扣压了达二十四小时之久，可是我至今逍遥法外，而且马上还能收到一张五百块钱的支票。我现在最聪明的事莫过于再去喝一杯酒，把整个这件乱七八糟的事统统抛在脑袋后面。
  既然这样做是聪明不过的了，我就给艾迪·马尔斯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晚上我要到拉斯·奥林达斯去和他谈谈。这就可以看出我是多么聪明啦。
  晚上九点钟左右我到了拉斯·奥林达斯。十月的月亮高高悬在空中，发出一片冷光。等我到达海滨的时候，月亮已经被一片迷蒙的雾气遮住了。柏树俱乐部在拉斯·奥林达斯市的尽头，是一座庞大的、结构很不整齐的大楼。这里原先是一个名叫德·卡森的富豪的避暑山庄，后来作过旅馆。这座建筑物从外表上看年久失修，又大又黑，周围密密层层地长满了被风刮得歪七扭八的蒙特利丝柏树。
  建筑物的名字也就是因为这些柏树而得来的。楼前边是带着旋涡装饰的巨大门廊，四周是角楼，彩色玻璃装饰在大窗户四边。后面是空阔的大马厩。整个大楼给人以阴森破败的印象。艾迪·马尔斯把它买到手以后，让它的外表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样子，并没有改建成像米高梅电影公司外景那样富丽堂皇。我把汽车停在一条悬着噼啪作响的老旧霓虹灯的街道上，沿着一条潮湿的石子路向大门走去。
  一个身穿双排扣卫兵大衣的守门人，把我领进一间昏暗而寂静的门厅。这里，一道弧形的白色橡木楼梯气派威严地通到灯光幽暗的楼上，我把帽子和大衣存在更衣室，一边等待着，一边听着从笨重的双扇大门后面传来的乐曲声和嘈杂的话语声。这些声音好像是从很远很远以外的地方发出来的，同这座大楼本身一点儿也不协调。过了一会儿，那个身材瘦削、生着一张铁青脸的黄头发男人——他曾经陪着艾迪·马尔斯和那个拳击家去过盖格那里——从楼梯后的一扇门里边走出来，对我淡淡地笑了笑，回身领我走过一个铺着地毯的大厅，来到老板的办公室。
  这间办公室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房间，室内有一个窗口很深的老式月桂木窗户和一座石头砌的壁炉，炉子里懒洋洋地烧着一大块松木。屋子四壁嵌着胡桃木的壁板，壁板上面悬着褪了色的缎子作为护壁毯。天花板很高。屋里有一股冰冷的海水味儿。
  艾迪·马尔斯那张没有光泽的深色办公桌不是原来这个房间的家具。不过屋里所有的家具都不是1900年以后造的。地毯是那种佛罗里达的棕红色。角落里摆着一架酒吧间用的收音机，一套塞佛尔瓷茶具放在一个铜盘里，旁边是一把俄式茶壶。我真想知道这是为谁预备的。另一个角落里还有一扇门，门上安着一把定时锁。
  艾迪·马尔斯对我客气地笑了笑，同我握过手，用下巴指点着那间安着定时锁的保险库说：“要不是这个玩意儿，在一群抢劫犯中间，我的日子也不好过。”他的声音非常得意，“本地的警察每天早上进来看着我打开它。我和他们约好了的。”
  “你在电话里好像说你有点什么事想告诉我。”我说，“是什么事啊？”
  “忙什么？坐下来先喝一杯。”
  “我一点儿也不忙。咱们俩人要谈的都是正经事。”
  “你还是喝一杯吧，准保你喜欢。”说完，他调好了两杯酒，把给我的那杯放在一把红皮椅子旁边，自己叉着腿站在办公桌前面。他把一只手插在深蓝色晚礼服两边的口袋里，大拇指露在外面，指甲闪闪发亮。他穿着晚礼服比穿灰法兰绒衣服显得神情更加严峻一些，不过整个说来是像一个骑师。我们一边喝酒一边彼此点着头。
  “从前来过吗？”他问道。    
  “在禁赌时期来过。我对赌博向来不感兴趣。”
  “对钱不感兴趣。”他笑了笑，“你今天晚上该顺便去看看。你的一位朋友正在外边玩轮盘赌。我听说她今天手气不错——薇维安·雷甘。”
  我一边喝着酒，一边拿起他的一支印着姓名缩写的特制香烟。
  “我很欣赏昨天你处理问题的方式。”他说，“我开始遇见你的时候很不痛快，可是后来才看出来你做得对。咱们俩人会处得来的。我欠你多少钱？”
  “为什么欠我钱？”
  “还那么小心谨慎，嗯？我在警察局里有人，什么内幕都知道，否则在这里也呆不住。我弄到的情况是事情的真实面目，不是报纸上看到的那些东西。”他冲我露出了他的大白牙。
  “你弄到了多少？”我问。
  “你说的不是钱吧？”
  “我指的是那些消息。”
  “哪些消息？”
  “你好健忘啊。雷甘的消息。”
  “噢，那个嘛——”他挥了挥手。在一盏铜灯射向天花板的光束里，他的指甲闪闪发亮，“我听说你已经得到这方面的消息了。我觉得我应该给你一点报酬，别人对我讲义气，我向来是要报答的。”
  “我到这儿来不是向你要钱的。我做的事已经有人给钱了。从你的标准来看，不算很多，不过蛮过得去了。一次调查只效忠于一个主顾，这是我历来的信条。雷甘不是你干掉的吧？嗯？”
  “不是。你觉得我可能做出这种事吗？”
  “我看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他笑了：“你开玩笑哪。”
  我也笑了：“当然，我是开玩笑。我从来没见过雷甘，可是我看过他的照片。你手下的那些人真不是办事的人。另外，我们既然谈起这个问题来，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派拿枪的伙计到我那里去给我下命令了。说不定我真会发起歇斯底里来撂倒一个呢。”
  他从玻璃杯后面望着炉火，又把杯子放在办公桌边上，用一条薄麻布手绢抹抹嘴。
  “你说得好听。”他说，“不过我敢说你也确实不是好对付的。你对雷甘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兴趣，对不对？”
  “对的，就我的职业来讲，我对他没有兴趣，我的雇主没有要求我调查他的事。但是我知道有人很想知道他的下落。”
  “她才一点儿也不关心呢。”他说。
  “我说的是她父亲。”
  他又擦了擦嘴唇，然后又看看手绢，就像想从手绢上找到点血迹似的。他把那浓浓的灰眉毛拧在一起，一只手摸弄着久经风霜的鼻子。
  “盖格想敲将军的竹杠。”我说，“将军虽然没有坦白说，我也猜到他相当担心这事里面有雷甘的份儿。”
  艾迪·马尔斯笑了：“盖格跟谁都来这一手。这全都是他自己的主意。他是从别人那里搞到几张看起来完全合法的借条——我保证是合法的，只是他不敢凭这些借条告状。他把这些条子寄出去，还用花体字签上自己的名字，自己一点凭据也不留。如果他抽着一张大牌，觉得有希望把人吓唬住，他就下手。如果没抽着大牌，整个事他就都歇手不干了。”
  “真是个聪明人。”我说，“这回他确实歇手了，不但歇了手，而且自己也栽到上面了。这些你都是怎么知道的？”
  他不耐烦地耸了耸肩膀：“我倒真希望别人带给我的这些消息我连一半也不知道才好。在我的这个圈子里，打听别人的秘密是最亏本的买卖。如果你要办的仅仅是盖格这件事的话，可以说事情已经了结了。”
  “了结了，也给了我一笔钱，把我辞掉了。”
  “我对这一点可真遗憾。我希望老斯特恩乌德能够出一笔薪金雇一个你这样的当兵的，好让他那几个女儿留在家里——哪怕一星期叫她们在家待几个晚上也好哇。”
  “为什么？”
  他的嘴角好像耷拉下来了：“她们到处惹是生非。就说那个黑头发丫头吧，她在我这儿简直叫人没法对付。要是她输了钱，就不要命地乱下赌注，结果落到我手里的都是一堆废纸一样的借条儿，打多少折扣也兑现不了。除了每月的零花钱，她手头一个子儿也没有。老头儿的遗嘱上数目到底有多少至今也是个谜。要是她赢了钱，就把我的钱带回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