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据说单单为了文章中应该分几个自然段就争执不下，其他引起争议的自然还有。我除了衷心表示感谢以外，不想再说什么了。然而有一点不妨顺便说一下，文章发表后发现有几处关于路线的提法，其实在我原稿中是没有的。我的着眼点并不是写路线斗争。这也许是编辑同志的好意，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有意在文中强调一下路线斗争，似乎这样更有现实意义。但读者对此有意见。不用说，应该“文责自负”。不过也必须说明，文章里提到关于路线斗争那几句话是编辑加上去的。有几个选集和几篇评论把此文归入游记，可我不是去游览的，称之为抒情散文是否更贴切一点呢？
    总之，写革命历史题材如何与现实斗争结合得更好，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课题，仍然需要学习和探索。《临江楼记》是我的尝试之作，也是我十多年来的第一篇散文，个别文字上也有可以推敲之处，只好待以后继续努力了。
    在座的同志们要我谈谈《春夜的沉思和回忆》的写作过程。这篇散文写于《向无名英雄问好》之后，那一篇也是歌颂周总理的，通过一个日常生活中细小的侧面，从一个角度，写总理伟大的人格，写总理和人民的心连在一起。落墨不多，不到二千字，不少读者来信表示喜欢。可是我觉得言犹未尽，总理伟大的一生和光辉的品质是多少书也写不完的啊！凡是我能看到的怀念周总理的文章，国内和国外的，我都设法找来细细看过了。一边看，一边流泪，受到极大的精神鼓舞。一九七七年秋天，我在上海柯灵同志家里第一次看到一张总理的彩色照片，一下子就被深深吸引住了。柯灵同志说，这是夏衍同志从北京带来送给他的。这就是有名的《最后的时刻》，是总理生前拍的神态最好的照片之一。
    我从上海回福州时，感谢《文汇报》徐开垒同志把这张同样的照片给了我，我配了一个特制的镜框挂在小客厅里，日日夜夜同我在一起。春节到来了，屋子里摆满了盛开的水仙花。黄昏来临，我独自坐在屋内听电台播送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即《命运交响乐》。没有开灯，一个人坐在渐渐溶入的夜色中，久久沉思。总理处理国家大事日理万机，可是对文学艺术却又那么精通，那么熟悉，那么关心。他曾给一个外国交响乐队的节目单上安排了贝多芬的命运交响乐，后来被“四人帮”砍掉了。春节时，临近薄暮，我一个老同学的女儿来看我，忽然她若有所思地讲起了文化大革命初期总理两次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她和她的伙伴们的事。她目送总理一个人在大会堂幽深的长廊中渐渐远去。那时候流行纪念章，那十五岁的女孩看到总理胸前那枚“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她真想开口要那枚纪念章呀，可是她不敢。不过作为精神的象征，那枚纪念章还是要来了。这是我在文章里给她加上的。至于总理在长汀住过的小楼屋，是另外一个女孩亲口对我说的，那时我刚刚离开长汀不久，也到过总理早年住过的长汀旧居。把以上这些分散的素材加以概括集中，经过反复构思，我用了不到四天的时间写了出来。有几次我是含着眼泪落笔的。题目换了好几个，最后用了《春夜的沉思和回忆》。
何为
译余偶拾(三)
     
    十八世纪关于英国的两条纪载
     
    《皇清四裔考》里有一段乾隆年间关于英国的纪载：“英吉利一名英圭黎，国居西北方，海中，南近荷兰，红毛番种也。距广东界计程五万余里。国中有一山名间允，产黑铅，输税入官。国左有那村，右有加利皮申村，皆设立炮台。二村中皆有海港，通大船；海边多产火石。王所居名兰仑，有城距村各百余里。王世系近者为弗氏京亚治，传子昔斤京亚治，传孙非立京亚治，即今王也。”
    这里产铅的地方名间允，应该是指北方湖区的Keswick。当时英国产铅量为欧洲第一，Keswick附近的Borrowdale的铅尤为著名。间允依广东音为kenwen，同keswick的读音差不多。这个到过英国的中国人也许是个广东水手。如果他登陆是在利物浦，所谓那村也许指Lancashire，而加利皮申也许指Hampshire。兰仑当然就是伦敦；所纪二村距伦敦远近，都是误以一英里为一华里。纪载中三个国王名称应该是First  King  George，Second  king  George和Third  King  George的音译。英王乔治三世在位期间是公元1760到1820，这也是乾隆后期到嘉庆在位年间。这段纪载就是在这时期内写的。
    除了《皇清四裔考》里这段纪载，还有一卷谢清高所写的《海录》，此书有冯承钧先生的注释本。根据冯承钧先生的考证，谢清高也是广东人，十八岁随英国或葡萄牙船出洋，在外十四年；他公元1765年生，1821年死。他出外时期大概在乾隆四十七年到乾隆六十年间(1782—1795)。他所记关于英国当时情况如下：
    “咭利国即红毛番，在佛朗机西南对海，由散爹哩向北少西行，经西洋吕宋、佛朗机各境，约二月方到。海中独峙，周围数千里，人民稀少，而多豪富，房屋皆重楼叠阁。急功尚利，以海舶商贾为生涯，海中有利之区咸欲争之。贸易者遍海内，以明呀喇、曼哒喇萨、孟买为外府。民十五以上则供役于王，六十以上始止。又养外国人以为卒伍，故国虽小而强兵十余万，海外诸国多惧之。海口埔头名懒伦。由口入，舟行百余里，地名论伦，国中一大市镇也。楼阁连绵，林木葱郁，居人富庶，匹于国都，有大吏镇之。水极清甘，河有三桥，谓之三花桥。桥各为法轮，激水上行，以大锡管接注通流，藏于街巷道路之旁；人家用水，俱无烦挑运，各以小铜管接于道旁锡管，藏于墙内，别用小法轮激之，使注于器，王则计户口而收其水税。三桥分主三方，每日转运一方，令人遍巡其方居民，命各取水人家，则各转其铜管小法轮，水至自注于器，足三日用则塞其管；一方偏则止其轮，水立涸，次日别转一方，三日而遍，周而复始。其禁令甚严，无敢盗取者。亦海外奇观也。国多娼妓，虽奸生子必长育之，无敢残害。男女俱穿白衣，凶服则用黑，武官俱穿红。女人所穿衣，其长曳地，上窄下宽，腰间以带紧束之，欲其纤也。带头以金为扣，名博咕鲁士，两肩以丝带络成花样，缝于衣上。有吉庆延客饮燕，则令女人年轻而美丽者，盛服跳舞，歌舞以和之，宛转轻捷，谓之跳戏，富贵家女人无不幼而习之，以俗之所喜也。军法亦以五人为伍，伍各有长，二十人则为一队，号令严肃，无敢退缩，然唯以连环枪为主，无他技能也。其海艘出海贸易，遇覆舟必放三板拯救，得人则供其饮食，资以盘费，俾得各返其国，否则有罚。此其善政也。其余风俗大略与西洋同。土产金、银、铜、锡、铅、铁、白铁、藤哆罗绒、哗叽、羽纱、钟表、玻璃、呀米酒，而无豹、虎、麋鹿。”
    这里所提到的佛朗机指法国，大西洋国指葡萄牙。《海录》中提到舶路循妙哩士岛(Maurice)、峡山(Cape  of  Good  Hope)、散爹哩(St.Helena)而抵葡萄牙和英国。当时妙哩士岛还属于法国统辖，到一八一○年才归英国管理。西洋吕宋指西班牙，因为西班牙人当时还占据菲律宾。明呀喇就是孟加拉，曼哒喇萨是马德拉斯，孟买今译仍作孟买。书中说有总理一人谓之辣，这大概就是英文Lord的译音，也就是指一七八六到一七九三年在任的印度总督Lord  Cornwallis。海口埔头名懒伦，可能是Southampton的译音。论伦当然就是伦敦。城里的河流当然是泰晤士河，河上三桥指London  Bridge，Tower  Bridge和Westminster  Bridge，也都是指的旧桥。现在的伦敦新桥建成于一八三一年，其余二桥也分别在一八九四年和一八六二年重建。伦敦用自来水是在十三世纪就开始了，当时别的地方还没有，所以谢清高认为是海外奇观。带头扣名为博咕鲁士，这是英文Buckles的译音。呀酒则可能是英文Ale的译音。冯承钧先生的注释本在以上这些地方都未作说明，故略加补充说明如上。
     
    我国养金鱼是何时开始的
     
    以鱼为玩赏物虽然很早就有，但五代以前好象还没有以游鱼为题材的画，宋代的《宣和画谱》才开始以“龙鱼”为画的一门。在《画谱》的叙论里说，“鱼虽耳目之所玩，宜工者为多，而画者多作庖中几上物，乏所以为风破浪之势，此未免贻乎世议也。五代袁羲专以鱼蟹驰誉，本朝士人刘亦以此知名，然后知后之来者，世未乏也。悉以时代系之，自五代至本朝得八人。”从五代到两宋养鱼玩赏成为一时风气，养蓄金鱼也就是这时才开始的。南宋时岳珂《史》有这样一段纪载：“今中都有豢鱼者，能变鱼，以金色鲫为上，鲤次之。贵游多凿石为池，置之檐牖间，以供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