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就因为这些读物不能触及人们头脑中的问号。
    “四人帮”时期，流行的是梁效之流的一套。许多人是为了应付，需要的时候可以学舌一番，但日久了，也会习非以为是，至于头脑中的问题，则始终挂在那里。一部分人是沉默起来。另一些人稍有不满，打击、迫害就来了。当然也有一些人，包括一些青年，是上了当的。
    打倒“四人帮”以后，老问题一个一个摊开来了，新问题也在产生。如果写政治读物，就决不能回避这些问题。如果不去回答这些问题，只会讲些前人已都讲过的话，却又要拉开绝对正确的架式，写出来的政治读物，保险没有人要看。
    例如，社会主义制度有没有优越性？为什么目前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水平等等方面还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落后了一大段？台湾不是有人在说什么：大陆上搞什么社会主义，搞了三十年，还不如我们经济发展，民生富厚么？对于善意地提出疑问，如何解释？对于恶意的攻击，怎样批驳？如果只是讲些空道理，或者只是摆些新旧对比材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我认为，这样的问题应该允许讨论。我们的政治读物要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批驳台湾的说法，但如果有人有不同的意见，也应该允许他发表。结论是什么，可以让读者自己来考虑。
    写政治读物，包括通俗的政治读物，也别忘了，人家也会思考。把问题摊在读者面前，让他思考，我们的政治读物才能真正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
连科
作家不要随风转
    一个文艺作品要修订重印，作家应当采取严肃态度，不要违心地对内容进行砍伐。如《青春之歌》是粉碎四人帮后重印的第一批小说之一，如果要修改，应当从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上求提高，而不必去管什么“政治方面的问题”，可杨沫同志在《重印后记》中却说明，该书重印时修改了“明显的政治方面的问题”。原来在《青春之歌》的第一版中，林道静给王晓燕推荐的书目，有一本是瞿秋白的《中国往何处走》，但在重印本里却删掉了这个书名。这里无意评价瞿秋白，举这个小例子只在于说明，文学作品涉及史实的地方，哪怕是政治方面的原因，是否一定必须修改？《青春之歌》所反映的那个时代，象林道静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改造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过程中，她找瞿秋白的书看，是真实的，也是可信的。重印时为什么必须删掉呢？当时瞿秋白问题还没有澄清，在《后记》中交代一笔不也可以么？我想起了《家》的重印。据1962年第2版重印的《家》，有一篇后记，其中说：“除了少数几个错字外，我并未作新的改动。”巴金同志这种态度是严肃的。
    作家任何时候都应当尊重历史的事实，不要随风转。  
    (顷读《书林》第一期，见杨沫同志重又提到《中国往何处去》。那么，删去这书名的事恐怕主要是编辑的意思了。但杨沫同志当时至少是同意的。)
季浼
读“书法”杂志有感
    目前有关书法的刊物，有些的确内容不错，这是好事。只要是真正好的东西，人们从来都不嫌多。但问题是，打开这种杂志  看，首先是中央各位领导同志的字，然后再是当代各方面名人的字，再然后是古人或今天一般作者的字。而对于各位领导同志和当代名人，也要按其地位、级别的高低或其权威性排列座次。据说有一种“名单学”，看这类杂志，也许很能从中得到这门学问的消息的。
    倘若领导同志或所谓名人的字，写得的确卓越，够得上法书，我不但不反对这么办，而且双手拥护这么办。但恕我率直，有的写得却实在并不出众，甚至是毫无足观，而刊物却偏要借重，这就很值得商榷了。因为你办的是“书法”杂志，而不是任何其他别的什么东西。我相信，有些领导同志由于工作关系是题过一些字，但却未必就自视为书法家。他们未必就那么不谦虚。我们也不要迷信名人都能写得一手好字，他们可以因其那些方面的成就而有“名”，却未必然在这些方面有其“实”。在“彼”为权威，在“此”就可能并不出众。这就象鲁迅说的，决不要相信，无论什么人一到某种地位，就都能成为“通人”。孔子不是还要以七岁的项橐为师吗？就是因为孔老夫子这位大圣人、大权威，不得不在小孩子项橐的智慧面前甘拜下风。当然，编者难免有其苦衷在，不能完全责备他们。因为如果他们真正敢于有点标新立异，独辟蹊径，而并不这么办，那么被人扣上“脱离政治”、“不为社会主义服务”之类的帽子，还是很不好受的。这曾经是风气使然。但时至今日，还很浓厚地存在这么一种风气，就未免令人有点不解了。
    我不懂外国文，不知道外国的书籍或杂志是否也都这么办。那么我就查一查中国的古书吧。手头正好有一部《全唐诗》，这就只好请教它了。也是打开一看，果然首先映入眼中的正是太宗、高宗以及历代后妃之作，然后才是各家诗人之作，包括我们的伟大诗人李、杜在内。我这才有点“解”了。虽然不是“于今尤烈”，却的确也是“古已有之”。我们不免也承接了这么一点“流风余韵”。《全唐诗》是通政使曹寅奉命主持编辑的，这么做可以理解。可是，难道我们今人不应该比他“解放”一点吗？
    从积极方面想，就这类性质的刊物而言，我倒以为，不论是所谓大人物或小人物，名人或非名人，只要他拿出来的够得上是一笔好字，达到了某种境界和水平，就可予以选登。反之，则不论是谁，就都不必勉强，更不须借重。再说，越是无名之辈，而其书法又确有功力，就越要予以奖掖，给他排个头版都应该。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被埋在下边的人才有的是。编者不但要有艺术上的眼力，而且还要有某种胆识和勇气，有时甚至后一点更为重要。我们也许还不能很容易地做到这一点，但我们总应该力求蔚成另一种风气，一种民主的、通脱的、毫不“世俗”的风气。
吕剑
公案小说和《儿女英雄传》
    南开大学中文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今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简编》，在“近代小说”这个部分中，把《三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儿女英雄传》等评为反动小说而予以否定。我认为这个评语是有道理的，但并不全面。
    先说《三侠五义》这一类书。为什么《简编》的评语是有道理的呢？
    象包公这类“清官”，当然是效忠皇帝、维护封建统治的。而且，封建统治下的人民，主要是农民，指望着包公这样的“清官”，就看不见封建统治阶级之作为一个阶级压在他们头上，误认为这样的“清官”就可以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书中所谓“侠”、“义”，都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与一部分反抗封建统治的所谓“盗”、“贼”对立的。我们有充分理由说，包公这样的“清官”有其欺骗性，虽然我们也反对四人帮那种论调，说什么贪官要比清官好。如果我们认为这类公案小说并不反动，就无法理解封建统治阶级对它们的赞赏了。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包公这类“清官”，廉洁清正，不去阿谀权贵，敢于“太岁头上动土”的形象，的确是封建社会中人民，主要是农民的想望。当时的人民并不先进，所以才去指望“清官”。这些“清官”在一时、一定范围内能顾念人民的疾苦，减轻他们一点苦难，就受到他们的感激。这一点，从整个反封建斗争的历史发展上看，也不应当抹杀或忽视。
    至于在全国解放以后的今天，这类公案小说或“包公戏”之类的剧本，又有着不同的一些意义。我们不赞成歌颂封建统治，应当“推陈出新”，避免那种歌颂，而强调那些“清官”的能够为人民做好事，敢于同权贵作斗争，目的是“古为今用”，告诉我们的干部：封建时代的“清官”尚且可以做到的好事，为什么我们的干部不能做到？这并不等于否定封建社会中公案小说之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和“清官”的欺骗性。
    再说《儿女英雄传》。这部小说不同于公案小说。它是处于封建社会崩溃的前夕，企求这个社会能够复兴起来的一部小说。它和《红楼梦》是对立面。《红楼梦》所要破坏的，它要树立起来。《红楼梦》所要否定的，它要肯定。在这个意义上，说它反动，并不为过。但是在我看来，它和《红楼梦》也有共通之处。《红楼梦》要补天，《儿女英雄传》也是要补天；不过补天的途径不同。《红楼梦》有新的思想，《儿女英雄传》却没有，所以它远远赶不上《红楼梦》。然而，《儿女英雄传》的作者也是个失意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的理想，在书中明显地表现为反动，但书中所反映的现实，也不是毫无认识价值的。更何况它的艺术性并不低，有些文采，可供借鉴。因此也不宜于简单地予以否定。
曹驼
插图的禁区
    小时候还不认字，我就爱乱翻大人看的书，找书里的插图。姐姐有一本《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书里有卓娅和舒拉的许多照片，还有舒拉少年时代的自画像，就成为我平时爱翻的书。后来我能读它了，这些插图中的形象，更加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