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次的故事

    朱怀镜也就笑了起来，说：“你的事自然都是大事。只是用不着成天钉在那里。成天呆在办公室的，就不是老板，是马仔了。”
    说得大家都笑了。
     成义也去了辆车。
    三辆车慢慢出城，上了高速公路，奔怀柔而去，朱怀镜同舒天仍是坐吴弘的车见沿路路很多富康、捷达和奥拓驶过，朱怀镜便问：“这些都是私家车吧？北京私家车好像很多啊。”
     吴弘说：“北京私家车大概六十多万辆，超过很多省会城市车辆总数。！ 朱怀镜说：“北京人收入要高些吧。顺口溜总说，到北京才知道自己官小，到深圳才知道自己钱少，到海南才知道自己身体不好。其实，真正赚大钱的，还是在北京。个中奥妙，自不待言。” 吴弘说：“是这么回事。南方小老板多，北京大老板多。北京这地方，真正是藏龙卧虎啊。不过说到私家车，主要还是消费观念问题。广州人喜欢买房，北京人喜欢买车，上海人总算计买车同打的哪样合算。” 朱怀镜笑道：“上海人的确精明。我当年旅行结婚，去上海。在火车上，正好碰上一对上海夫妇。这对上海夫妇眼尖，一看就知道我们是旅行结婚的，热情得不得了。告诉我们，去上海后，可以买些糖回去请客，但是要动点心眼。有种糖一斤有九十五颗，有种糖一斤有一百零一颗，有种糖一斤就只有八十三颗。他们交代我一定要买颗数多的，回去请客散得开些。还一一替我开了清单，写出糖的牌子和厂家。还说，称好之后，要数一数，颗数不对，肯定少了秤。还告诉我住哪几家旅社最经济，条件也不算太差。又说哪些地方喜欢宰外地人，通常都是怎么个宰法，要 我们千万小心。同我整整说了两个多小时。” 吴弘笑道：“上海人精打细算，有经济头脑，其实是文明的表现。只是有时候太过火了，就不近人情了。有回我接待了两位上海客户，就很有意思。我仍是荆都人的性格，豪爽好客，请他们吃饭，还自己开车带他们去八达岭看长城。两位上海朋友坐在后座上，用上海话叽哩咕噜讲了足足五十分钟，就是商量是不是请我一顿饭。他们以为我听不懂上海话，其实我全听明白了。他们说吴总这么客气，还是回请一下吧。他俩是两个不同公司的，就考虑费用两家分摊。费用怎么个分摊，又提出了几套方案。一个说你负责酒水，我负责饭菜；一个说酒水没个底，有些高档酒 贵得不得了，再说你喝酒我又不喝酒，最好不要太劝酒，喝几瓶啤酒就行了，就算每人喝十瓶啤酒，也花不了多少钱，十瓶啤酒，撑死他。钱还是看总共花了多少，再分摊吧。我在心里暗笑，同上海朋友打交道多年了，从来还没见他们请我吃顿饭，今天总算盼到了，有啤酒喝也好，自己小心些，也撑不死的。没想到，这两位朋友左商量，右商量，最后决定还是不请算了，麻烦。他们差不多用了一个小时，得出这么个结论，我实在忍不住了，大笑了起来，我的上海朋友顿时红了脸，知道我听清他们的话了。我只得掩饰，说自己想个好玩的段子来了。两位上海朋友这 才相视而笑，得意自己上海话可以瞒天过海。” 舒天说：“我上大学时，同寝室就有位上海人。我们打了交道之后，都知道上海人把你的我的分得很清，谁也不动他的东西。有回寝室八位同学凑份子下馆子，完了算帐，这位老兄说什么也要少给五块钱。他说他的食量本来就小，加上今天感冒了胃口不好，吃得最少。多此以后，我们寝室搞活动，再也不敢请他参加了。最有意思的是他买了瓶墨水放在桌面上，大家不注意，有时急了也不你我，打了他的墨水。他也不说，等墨水用完之后，他挨个儿收钱。我们都傻了眼，只好每人给了他两角钱。英雄牌墨水，一块四角钱一瓶，每人合一角七分五。他也决不多要，四 舍五入，收每人一角八，确是给每人找回两分钱。刚毕业，玩得好的同学还通过几封信。我给同寝室的所有同学都写封信，大家都回了信。只有这位上海同学回了张明信片，上面只写了一句话，我心想这上海人真是小气。可是话又说回来，这几年，只这位上海同学每逢元旦节都会寄张明信片过来问候。当然明信片是他们公司统一印制的，等于替他们公司发广告资料。” 朱怀镜大笑了起来，说：“今天我们是开上海人的批斗会了。不要再说上海人了，人家要是知道了，会找我们算帐的。” 下了高速公路，汽车在山谷间行驶。山势较缓，不像南方大山那么陡峭；山上也不怎么长树，北方的生态太脆弱了。谷底有小溪流过，水量不大，自然不会淙淙有声。却见很多城里的轿车奔这里而来。在朱怀镜看来，这里的景象多少有些苍凉意味的，却是北京人眼中的山野风光了。 吴弘望着窗外，说：“怀镜，你看见长城了吗？” 朱怀镜和舒天都朝窗外看，果然遥见烽火台、城堞沿着山尖和山脊蜿蜒，或隐或现，或存或毁。舒天倒抽了口气，摇头不止，说：“真是不可想象。” 吴弘笑道：“我是生意人，就想修这长城得花多少钱？如果当年也是现在这种风气，修长城得富了多少包工头？又得多少朝廷命官吃了红包倒下去？又会出现多少豆腐渣工程？怀镜，你见了长城第一感觉是什么？” 朱怀镜长叹一声：“我想到了权力的神秘力量。手中握有至高无上的权杖，一声令下，移山填海都能做到，何况修筑万里长城。舒天，你呢？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舒天不曾说话，先笑了起来。“我感觉真不好意思说，有些迂。望着这废毁得差不多了的长城，我忍不住就倒抽几口凉气。荡气回肠，就是这种感觉吧。苍凉、孤独、无奈等等说不清的情绪都奔到心头来了，鼻腔就有些发酸，几乎想哭。” 朱怀镜笑而不语。吴弘叹道：“不奇怪，舒天。倒回去二十年，我和你们朱书记可能都会有你这种感觉。可是到了中年，人就象披上了铠甲，刀枪不入了。进入暮年，人的精神、情感又会近老还童，变得多愁善感。有些人年轻时也许做过很多坏事，老了就慈祥了。” 朱怀镜说：“吴弘，我们这么随意扯谈，也蛮有意思，甚至有些哲学味了。由长城，又说到人了。舒天，这叫什么？是不是叫意识流？还是叫无主题变奏？吴弘说的让我想起有个退下来的老同志。自己在台上时，也许并不比谁好到哪里去，如今赋闲了，就一身正气了，成天骂这个不正派，那个是混蛋。” 说话间，主到了一家餐馆前，泊了车，大家下车四顾，都说是个好地方，餐馆简陋，就象古典小说里常写到的那种鸡毛野店。小溪正好从餐馆门前淌过，截溪为池，池内尽是尺把长的红鳟鱼。老板是位年轻先生，笑嘻嘻地出来了，敬烟待客，同吴弘很熟的样子。吴弘问大伙：“是不是先点了菜，有兴趣的就跟我上山看看长城，再下来吃饭？”大家都抬了头，见那长城断断续续，逶迤曲折，起于山巅，没入深谷。见朱怀镜很有兴致，大家就都说去看看野长城，一定别是一番意趣。吴弘就点了菜，说好开饭时间，带了大家去爬长城。 朱怀镜问：“这里农民一定很富裕吧？开这么个店子，一定很赚钱的。” 吴弘就笑了笑，说：“我们朱书记群众观点就是好，总想着老百姓。告诉你吧，普通农民，轮不到他们来开这餐馆。别看这个店子，其貌不扬，也是有根底的。你没有进去看，里面墙上挂的是这位老板同北京大人物的合影。” 朱怀镜问：“这位老板原来不是农民？” 吴弘说：“他原是北京某部里的干部，混得不错的。不干了，自己到这山沟里开餐馆。拿我们荆都话说，几年下来，赚肿了。” 朱怀镜说：“沿路很多餐馆，就没有一家是普通老百姓开的？” 吴弘笑道：“我也没有调查，不过我去过的地方，一打听，都不是一般人物。” 朱怀镜苦笑了一下，摇头不语。闲扯着到了山脚下。山势很陡，几乎没有路。有人不想爬了，但碍着朱怀镜的面子，只好硬着头皮上山。山上没什么树，只有些低矮的灌木和荆棘。手没处攀沿，只得又手着地。靠山脚的长城早就毁得不见影子了。半山腰才有些残砖乱石。可爬得没几步，一个个早大汗淋漓了。满山松软的碎石，大家偏偏都穿着皮鞋，爬起来很吃力。朱怀镜笑道：“吴弘，你今天可为我们找了个好差事。”吴弘却爬得最快，脸不红，气不喘。他回头说：“怎么回事？你们这么不经事？尤其是舒天，你最年轻啊！” 朱怀镜终于爬到了城墙上，吴弘坐在那里等他。朱怀镜也坐了下来，说：“要喘口气了，快不行了。” 吴弘说：“怀镜，你平时不注意锻炼吧？我们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定要注意锻炼。” 朱怀镜说：“锻炼什么？早晨起来跑步坚持不了。” 吴弘说：“你要转变观念了，多参加些消费型体育锻炼，比方游泳、打保龄球、打网球等。只想着晨跑这条路，如果坚持不下来，就不锻炼了，这不行。我坚持每天游泳，每周打一次保龄球、一次网球。” 朱怀镜喘着气说：“吴弘啊，你不了解基层啊。我原来在荆都，还常常打保龄球、打网球。到梅次就不行了。屁眼大个地方，我朱某人走到哪里别人都认得，我去打保龄球，哪家球馆都不好收我的钱。就算我自己掏钱，也没人相信。弄不了多久，我只怕就会落下个外号，叫保龄书记。叫久了，就会被简称保书记，人们就听成宝书记。宝书记什么意思，你知道的，就是傻书记。我若真这样，的确就是傻书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