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自己比读懂别人更重要

    刚为方，柔为圆。“方”是做人的脊梁，“圆”是协调乾坤的行为准则。以不变应万变是方，以万变应不变是圆，人生的巧妙就在于方圆的结合。为人处世，当方则方，该圆就圆，方外有圆，圆中有方，方圆相济，社会才会和谐。人生自在方圆中。
    古往今来，许多自诩机敏之士于风雨飘摇中遭遇不幸，这往往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方圆处世，因为行为脱俗、锋芒毕露而招惹忌妒。倘若他们能将锋芒内敛，柔忍处世，想必就不会这样不幸了。
    清代张之洞为官几十载，两袖清风，真正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同时他又纵横捭阖，叱咤风云，在晚清黑暗腐败的官场里入阁拜相，成为一代名臣。
    张之洞的成功，不仅是源自他的学识，还得益于他做人老到，进退有度，刚柔并济。张之洞虽然生性忠直，勇于针砭时事，敢于纠弹朝中要员，赢得人们的赞赏和钦佩。但他即使在声名隆盛之时也没有忘乎所以，他能及时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正是张之洞做人的聪明之处。张之洞其人，虽正直，又善于设防自保；既有主见和个性，又不失灵活；既富有刚性，又不失弹性，是一个外圆内方的政治家。他的外表像柔软的海绵，骨子里却如同钢铁。他推崇圆通之道，深谙宽厚、融通的大智慧。张之洞的这种性格与他的大胆直谏看似矛盾，其实则不然。
    当时，清流党中的张佩纶、邓承修等人受一系列直谏成功的鼓舞，热血奔涌，愈加大胆。他们纷纷上疏，弹劾一系列贪污受贿或昏庸误政的官员。而张之洞并不欣赏他们的这些做法，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一味刚直、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不仅容易惹火烧身、招致祸端，而且常常有性命之忧。那种逞血气之勇、图一时痛快的做法，绝非智者所为。身处你死我活、激烈竞争的官场旋涡之中，谁敢说自己能够永远做官场上的不倒翁？
    身处其中的真正聪明人，总是善于想方设法保护自己，躲避陷阱，绕开虎口狼窝。尤其是位高权重者，每每成为众矢之的，树大招风，爬得越高，跌下来就越惨，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所以张之洞遇事总是思前顾后，留有余地，凡事都力争有所回旋。比如他每次上奏进谏，虽然言辞激烈、慷慨激昂，但常常是针对事件有感而发，一般不直接将矛头对准某个人。也就是说他注重就事论事，通过事情论证是非曲直，而不搞人身攻击。即便是因为事件本身不得不触及到某人，他也尽量减少对人物的斥贬，而是着重抨击事情的荒谬。这样就给人以光明磊落之感，既避免让局外人误认为是泄私愤，又让对手抓不住任何把柄。因此，张之洞在官场上游刃有余，既善于出击，又巧于自保。
    张之洞尽管纵横捭阖，但尽量不得罪他人。慈禧重用张之洞，本有分李鸿章之势的用心，避免李鸿章集大权于一身。张之洞虽然与李鸿章在很多方面意见不一致，如甲午之战时，李鸿章主和，张之洞主战，李鸿章视张之洞为“书生之见”。但张之洞表面上还是表现出对李鸿章的极大推崇，据说当李鸿章七十寿辰时，张之洞为他作寿文，忙活了二天三夜，这期间很少睡觉。琉璃厂书肆将这篇寿文以单行本付刻，一时洛阳纸贵，成为李鸿章所收到的寿文中的压卷之作。张之洞如此处理与李鸿章的关系，显然包含着深刻的外圆意识。
    他的外圆谋略还表现在对光绪帝废除与否的问题上。戊戌变法之后，张之洞鉴于西太后的威严，对废除光绪皇帝之事一直不表态，总是含糊其辞，既不明说支持，又不明说反对，常常推说这是皇室家事。从他对这件事的态度上，更可看出张之洞的聪明老练、圆滑狡黠。正是因为张之洞做人的成功，他才能在官场上既如鱼得水，又出污泥而不染，既抓住一切机会让朝廷赏识自己，又运筹帷幄为百姓办实事，成为名震中外的“圣相”、学术界的领袖。“方”乃做人之本，是堂堂正正做人的脊梁；“圆”乃处世之道，是稳妥处世、明哲保身的护符。能将二者合二为一之人，必能无往不胜，所向披靡。无论是进，抑或是退，都运筹帷幄，泰然自若。
    相反，一个人若不懂得隐忍和弯曲，则往往会对于脚下的机会视而不见，同时亦会招来诋毁和打击，很难有所作为；而一个人若是骨头太软，从不知伸展，自然也就站不起来。人生都有低谷和高潮，有心智的人，适逢难事，一定会最大限度地弯下身保护自己；当机遇来临，他们又会最大限度地伸展自己，将自身的才能与智慧挥洒得淋漓尽致。
    隐忍并不意味着屈服，更不是丧失人格。必要之时，唯有懂得委屈自己，以大局为重，日后才能涅槃重生，大展宏图。当时机不成熟时，在条件尚不具备时，我们何不“逆来顺受”一些，埋下头做事，一步一步地做出成绩，到那时，你说的话才会掷地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