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的那些政客

    公孙鞅能够获得国内新锐阶级和君王的支持，与其变法的实质内容密不可分。其《垦草令》的核心内容，就是整肃吏治，鼓励农耕，控制思想。让所有想要提出不同观点，搅乱思想和价值观的政治说客无处存身。这其中，最大的受害者，就是豢养了大批所谓智囊门客的旧贵族，而最大的收益者，却并不是真正务农于基层的劳动者，而是新近崛起，却因缺乏家世而难以寻觅到上升机会的中小贵族。
    这批中小贵族们掌握着目前国家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底层生产人口。他们的势力或许远不如朝堂之上那些凭借着先人荫庇而呼风唤雨的世家豪门。然而这些旧贵族在不断反对和被新晋贵族蚕食的过程中，始终忽视了一点：当前，他们所擅长的、所拥有的权谋和手腕，地位和家世，如果失去了秦国本身这棵遮风挡雨的大树，那么这一切荣华富贵和话语权，都将不复存在。
    当这群旧贵族依旧忙碌于在朝堂之上展开勾心斗角的明争暗斗之时，新锐力量却在不断地积累着实实在在的社会财富和生产资料。一群群平日里趾高气扬的门客老爷们奔走游说，却始终没有起到根本性的改变。凭借着国家力量的支持和推动，所有从事管理社会生产的基层官吏和一线生产者，再也不愿相信这些说客们所描绘的美好未来。在他们的眼中，只是空动唇舌的许诺，怎么比得上辛勤工作，能够带来切实利益的新法。
    掌控了基层生产力量的变法利益集团，紧接着又开始统一户籍管理，提出法家治国，连坐约束。这个看起来有些严苛甚至过于残酷的刑事管理体系，实际上却并不完全是对基层生产者的控制和打压。因为真正按捺不住寂寞，想要搅动风云的，并不是基层生产者，而是那些始终想要不劳而获的所谓贵族智囊、游说政客。所以，这条法令的推行，实际上只是再一次巩固和加强了真正能够为国家生产和创造实实在在的财富和物资的中下阶级利益，而从司法刑事体系上，给予了一群守旧贵族们又一次沉重的打击。
    随后，有些色厉内荏的旧贵族阶级遭到了新法令最致命的一次攻击：宗室不能够再依靠祖上的余荫享受荣华富贵，而军功，才是能够光大门庭的主要手段。所有的爵位功名，都不会只凭祖上，而是要靠当下，为国家开疆拓土，斩将杀敌。而且，即便是家底厚实，没有足够的功劳，也不得过分奢华。
    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史记》
    这一次，所有的守旧贵族终于慌了手脚，因为他们早已经习惯躺在祖先的功劳簿上享受奢华高贵的生活。让这样一群只会指手画脚、空谈国事的王孙公子们拿起刀枪，冲上战场，无异于提前宣判了他们的死刑。而最可怕的，却是这条法令，将会得到军方的认可和支持，令守旧派完全失去了武力的支持。
    如此一来，守旧势力既无法认可低贱的劳作，也不能真正为国作战，他们的生存空间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挤压。最让守旧派无力反驳的，就是改革派的出发点，是完全为了秦国本身的强大，而不是通过权力谋求私利。在新的法令面前，一个原本就只剩下勇气和鲜血的亡命之徒，和家财万贯、养尊处优的贵族老爷们，看似处在了同一个起点，但向终点前进的过程之中，贵族们所拥有的权势和曾经的荣耀，却无法真正切实地帮助他们前进，反而会成为他们束手束脚的阻碍。
    这场惊天动地的改革，让秦国的价值观体系发生了天崩地裂的变化。任何家世都不能成为维系当前良好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反而，原本就身无长物的底层军民，他们毫无牵绊，只要舍得拼死作战，就能得到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对于军队来说，在战场之上，凶狠的敌人并不会因为哪位将军的祖上足够辉煌就停下挥舞刀枪，更不会因为哪个元帅读过更多的兵书，懂得更多的百家思想就缴械投降。而对于底层的军士来说，他们根本无需考虑自己这一次奉命出战是不是符合礼法道义，他们砍杀敌人的动作是不是足够高贵。在这乱世的浪潮之中，只要杀死敌人，活下去，就已经是莫大的幸福，而这个新的法令，在他们原本每天就需要完成的工作之外，竟然还附加了改变命运这一奖励。如此一来，只要拼尽力气地斩杀敌人就足够了。新法令对于他们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没有必要再继续与那些擅长权谋和计策的军官老爷们斗得天昏地暗，争夺功勋爵位了。
    任何一个名将都不可能独自一人战胜千军万马，没有一个声名远扬的元帅不需要凭借麾下的百万雄师。最底层的力量固然缺少了高雅的仪态和雍容的美感，然而，在这份粗犷和卑微的阶级里，却蕴含着足以令世界天翻地覆的巨大力量。新的法令，让这样一个始终被当做工具和殉葬品的阶级，看到了从天而降的一丝光明，一个摆脱工具命运的转机。虽然，当这个阶级真的越过了那条鸿沟以后，也许会发现，无非是从低级工具蜕变为了高级工具，却依旧没有改变工具本身的性质。
    但是仅仅如此就已经值得豪勇的秦人拼尽一切了。现在，把自己卖一个好价钱的机会被圣明的君王和贤良的大臣慷慨地赐予了，是时候，博一个前程！
    得到了最基础力量支持的新法在帝王的配合与子民的肯定中迅速推行。秦国的力量开始急剧膨胀。每一个人都明白，曾经的一切都不再是这个新赌桌上的筹码了，唯有自己才是最可依赖的。不会有军人再对一场十不存九的决死之战表示畏惧，因为如果自己是那个可以活着回来的人，那么就可以享受到曾经赌上性命也无法得到的机会和生活；也不会再有农夫役卒抱怨劳作的艰辛，因为至少在奋力挣扎之后，能够得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活下去的空间。
    秦国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改革中迅速强大，每一个子民和官宦都深刻而清晰地明白自己的价值。不能够用刀剑砍下敌人头颅的劳动者，只需要奋力为战争提供物资；可以披坚执锐、浴血沙场的勇士，只需要用自己的武器，拼死杀掉敌人；每一个官宦，只需要将物资和军队之间、君王和将领之间，调配衔接，高效统一，就已经足够了。这个国家，不再需要除了这三类人以外的任何杂音和思想，也不用去思考生命本身到底有什么价值。
    每一个劳作者都像一台顺从而勤恳的生产工具，每一个战士都像一尊无所畏惧的杀戮傀儡，每一名官员都是为了将君王的欲望和命令以杀戮者和生产者都可以听懂的形式扩散而出的传声筒，这些就已经足够了。不需要太聪明，只需要做好国家安排的一切，然后告诉自己，这是命运。拼尽一切的话，或许可以改变命运。
    一个被中原诸侯们所鄙夷的蛮夷，凭借着雄伟的山川阻挡了所有人的视线。在各方势力还在不停地瓦解当初的奴隶制并向着封建制度前进的时候，秦国似乎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可怕体制的雏形，在后世，我们习惯地称之为：极端国家主义。
    一个国家，不再需要除了农与战之外的体系了，这片土地上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能够实现君王的意愿而存在。而这次变法最为令人叹服的，是在高度集权和看似重压以满足领袖欲望的同时，也给了每一个曾经被当做是工具的最底层阶级，一个似乎能够拼了命就能够得到的梦想。
    当然，无论是公孙鞅，还是秦孝公，他们都明白，这个似乎能够拼了命而触摸到的梦想，实际上也不过就是一个君王与权臣一起构画出来的、看得见却吃不到的美味大饼。然而即便如此，仓廪实而知礼仪的伟大思想，也无法战胜仓廪实而起刀兵的粗野战力。
    对于秦国来说，这场让统治阶级的工具变得更加驯服、更加高效、更加残暴的改革，让这个始终被各方外患所威胁的西方蛮夷，彻底摆脱了亡国灭种的危机，对于那样一个弱肉强食的混乱时代，已经足够了。一只时刻可能成为食物的兔子，忽然开始向着豺狼蜕变了。豺狼看似咀嚼着腐肉，并且毫无仪态地淌着口水，浑身血污，蹒跚艰难，但是它们已经摆脱了作为食物的命运，变成了猎食者。
    秦国，从这场变法中，得到的最重要的，除了获得了走上天下这场豪赌的赌桌的资格，一支绝强战力的军队，以及任劳任怨的后勤补给之外，这场风暴也将始终拖住大秦帝国向前奔跑的那些旧贵族们，绞得粉身碎骨，让他们再也无法高举祖上的余荫，遮挡王朝的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