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家族全传/李西岳 苏学文

  陈果夫心领神会，马上答道：“可惜皇帝太远！”
  众人大笑。
  接着几个人又谈了一些别的话题。
  陈果夫突然说：“离开政坛，各位感觉如何？”
  苗培成是个聪明人，怕引起陈果夫心中不快而加重病情，忙接过来说：“咱们今天不谈政治，不谈政治。”
  大家都附着说不谈政治。
  陈果夫也跟着谨慎起来。
  送走客人，陈果夫卧于病榻之上，为使女梅花作《老爷歌》与《太太歌》以资消遣。
  《老爷歌》写道：
  老爷老，脾气好。
  日日夜夜困在病床上，
  看书、会客、做文章，
  脱衣着衣忙勿了。
  有时眯眯笑，
  有时嘴巴翘。
  按铃叫我来做事，
  还有给我吃糖了。
  讲起故事来，
  三天三夜讲勿了。
  《太太歌》写道：
  太大，太太
  难喜闹喧。
  性子急，脾气大。
  吃饭吃得快，肚子常常要吃坏。
  发起火来我顶怕，
  高兴起来给我买个洋娃娃。
  陈果夫似有返老还童之感，无聊之中变得有聊，这样，确实能够减少一些痛苦，也能帮自己打发一些时间。
  还有令陈果夫欣慰的事。
  4月上旬，他的《苏政回忆》出版，此书以随笔的方式而著。
  陈果夫在自序中说：
  “我写这本小册子的动机：一则个人从政的经验，也许有可供今后从政同志参考之处；二则以后我和同志见面时，省得再讲，没有见面的同志，一编在手，亦如和我谈话，尤其从前允许向中央政校同学讲话，正可以此代替，惟延持十年，殊为遗憾。不幸此十年中间，中国政治进步甚少，此册虽陈旧事迹，或仍可供参考之用……”
  《苏政回忆》的出版，确实给病人膏盲的陈果夫带来了许多安慰，此书能在他生前出版，确是幸事。
  然而，也有诸多不高兴的事萦绕着他，给他病中加病。
  6月初，他得知叔父陈英士（陈其美）的坟墓被捣毁，深为惋惜，并大哭一场，悲愤难平。当天，他在日记中写道：
  “二叔墓顶之党徽，是我的设计，当时配合角度等颇费周章。民国十七年，中央常会讨论统一党、国旗格式时，我将我之设计提付讨论，并参照总理自绘之明信片，乃得确定格式，此有历史价值之建筑，今竟无法保存，殊为可惜。”
  陈果夫与叔父陈其美感情颇深，他能追随蒋介石，在国民党政坛生存20多年，应该说倚仗的是陈其美，蒋介石之所以不能轻易踢开二陈，也在于与陈其美的交情。
  陈果夫与陈其美的感情，从他的《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序》中，充分表露了出来：
  “从民国五年到现在，我们每遇到困难的事情，就要联想到英土先生，好像英土先生在世，就不会发生这种困难，即使遇到了困难，有了英士先生，也容易解决的。这可见得英士先生能力的超迈，其感人至深，就在这里。
  “英士先生不特是一个为国家解决困难问题的革命家，他的任侠的行为，也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就是他的死，何尝不是义侠的天性促成的；所以他的精神，至今还存在同志的脑海之中，使人念念不忘。
  “凡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自己处处都应抱着牺牲的决心。我们看到英士先生一生做事的勤奋，和临难不苟的精神，不能不使人崇拜，而且处处可以做我们后生的模范。
  “总理的伟大，英士先生固然未能完全学到，但是英士先生为国尽忠，待人以诚，颇能和总理相似，而且上能服从领袖，下能领导群众，努力奋斗，至死不懈，成不居功，败不读过，这种精神，在革命家中尤为难能可贵。
  “英土先生初不过一个典业的学徒，丝栈里的助账，竟能成就开国的大业，决非偶然。虽中道殉国，不及目睹建国之成功，然其伟大之志愿，至今还有他的同志在继续进行着。终有完成的一天。其生平之志救国精诚的一念总能见诸事实。
  “民国五年五月十八日以后，总理是失了一个最忠实的信徒，本党的同志失了一个负责的领导者。尤其在长江一带的革命潮流，沉寂了多年，直到英士先生最知己的盟弟蒋介石同志，从广东率兵到来，才恢复了一点元气，可见那天的损失真是大极了。
  “我和英士先生既是同志，又兼了叔侄之亲，关系尤密；所以英士先生之死，对于我不独丧失了一位领导者，又失了一个良师。言语和文字所不能形容的痛苦，郁结在方寸之间，多年来一天不能消释。”
  2．弥留之际吐“铮谏”
  台北的盛夏，天气酷热，处于病中的陈果夫十分难受，他每天只能起床一个小时，时间稍长一点，便坚持不住，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病床上。
  陈果夫从政20余年，虽也从事过金融，搞过合作，但家里并没积蓄什么财产。无奈，此时他看病开支太大，慢慢地家里经济上就出现了拮据。
  1948年，陈果夫在上海治病，因费用太高，他才转往医疗费相对低一些的台湾治病。
  到了台湾以后，他住的房子是借台中市市长的，以后想搬出来，好一点的房子竟交不起房租。
  因为医疗费太高，他手头上又没什么积蓄，到台中以后，竟无钱买药。
  万般无奈之际，陈果夫只好给台湾交通银行总经理赵棣华写了一封信，向他要交通银行董事应付给的车马费。
  陈果夫的经济状况传到了CC大将洪兰友的耳朵里，他很同情陈果夫的遭遇，无奈，自己手中又不掌管经费，便及时向蒋介石汇报。
  蒋介石得知此事，遂命令俞鸿钧从台湾农行支付5000银元给陈果夫作医疗费，才算解决了困难。
  对此，陈果夫对蒋感激不尽。
  陈果夫人难敷出，和法币大幅度贬值有直接关系，他一本书即可得六七万元的稿费，到1948年发行金元券时，六七万元的法币只相当于金元券的10几倍，而随后，金元券跟着贬值，甚至一文不值，所以，蒋介石资助陈果夫，只能给美金或银元。
  陈果夫虽然得到了蒋介石的资助，但毕竟是杯水车薪，无法满足陈果夫治愈不治之症的开支。
  迁到台北以后，陈果夫又面临经济拮据，但是不论什么人来看他，问他是否需用钱，需不需要资助，他一概说不用。
  陈果夫在生命有限的时间里，仍然坚持读书与写作，三天内看完《现代科学丛刊》30余册，除写了《老爷歌》、《太太歌》聊作消道以外，7月30日在病床上完成了《老病人谈中西医》，这是他最后的著作。8月，编辑《求是集》，内载最近作品及早年著作，共66篇，为短篇文集，尚未完稿，原定于66岁生日出版文集，已组成编辑委员会，也得到了陈果夫的允许，谁知，他却没有等到出版这一天。
  据《陈果夫日记》载：7月15日这一天，体温高，而且“脓愈多，心脏亦兼弱，自12日起，自吴迪、林茂生商定用PAS，一面服，一面由旧创口射人，每针药水原为10CC。但初次仅打2CC，约3刻钟后，咳嗽味苦，可见其已人空洞矣。14日注射4CC，越10余分钟，咳嗽甚烈，吐出苦水苦痰，有时几乎转不过气。”
  8月18日，经医生用X光拍照，证实结核菌已由左肺浸人右肺，并由右肺浸人血管，再由血管进入脑后，其生命已经处于垂危之际。
  这天，陈果夫仍坚持写日记：“今天我的肋膜炎原与内不通，故外面可以封口，自三十七年大吐血之后，内外相通，致封口有影响于内部。今后的确比前为难也。”
  陈果夫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一种“自觉死生忙”之感悄然而起。
  临死之前，陈果夫仍然关心着国民党的前途及台湾的政局，他将自己长期思考的对政治、对社会、对人生的各种意见集中起来，挣扎着起床，由人搀扶着，写在纸上，名为“净谏之文”，派人呈交蒋介石，以表明他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忠心。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衷。”病入膏肓的陈果夫不顾死神一天天靠近，不遗余力地倾吐着他对国民党对蒋介石的“善言”。
  8月25日上午，陈果夫病势急转，体温骤然增高，口中发出吃语，好像要说什么，但什么也说不出来。
  到下午2时后，便进入昏迷状态，体温高达摄氏40多度。
  陈果夫面色蜡黄，呼吸微弱，口吐白沫，手向空中乱抓。
  朱明把身子探过去，抓住他的手，问他：“果夫，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我在这听着呢。”
  陈果夫喘着粗气，他死死地抓住朱明的手，朱明把脸贴近陈果夫的脸，再一次问他：“果夫，你有什么话要说吗？你的儿女们都在跟前，有话就说吧。”
  然而陈果夫抓住朱明的手，嘴张了几次，没说出一个字，又陷入昏迷状态。
  医生们紧急会诊，然却无力回天，延至4时52分，陈果夫带着一生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功与过，荣与辱，忠与怨离开了人世，享年59岁。
  面对陈果夫僵硬的尸体，家人们失声痛哭，唯有朱明欲哭无泪，她知道陈果夫迟早有这一天，这一天真的来了，她又感到突然，虽然病魔伴随了陈果夫大半生，每当看到他痛苦的样子，她就十分难过。然而，毕竟夫妻恩爱一场，她舍不得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