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清朝的人们

广东人到江苏，同其他地方人一样，汇合到复明队伍中，作出了贡献。同时在奔波之苦中磨炼了意志，把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带回故乡，坚持斗争。 
    余论 
    (一)  清初粤人到江苏访问，与吴人相与砥砺，坚持反清复明活动，表现了人民反对残暴统治的抗争精神。明朝腐败，活该灭亡，但清朝统治全国之初，强力推行剃发易服的民族压迫政策，激起汉人反抗。人民以明朝代表汉族，支持南明政权，或以复明为旗号进行活动，这在当时是必然的，可以理解的，因此清初反清复明活动是正义的事业，可歌可泣，应当给予肯定和赞扬。 
    (二)  反清复明队伍，以士人为主干。无论是广东、江苏，抑或全国，莫不是明朝的士人和清初读书不仕的人构成复明活动中坚力量，本文所讲到的各种人物的学历、学业表明这一点。读书人代表民族意识乃其素质所决定，在古代社会尤其如此。屈大均说： 
    自申酉（1644～1645）以来，天下贤士大夫之死国者，类多文士，惟士人之能死国也，其所以为文者，固有以异乎人也。（《翁山文外》卷二） 
    谁都可以做志士仁人，但士大夫读圣贤书，更懂得国家民族大义，故而能够为理想而献身。 
世态剪影（四）
第21节 清代后期广东人移徙上海(1)
    上海在清代前期就是一个交通商业重镇，在“江宁条约”中被辟为通商口岸之后，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发展迅速。洋务运动后，上海成为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买办资产者徐润(1838～1911)在1883年说：“上海自泰西互市，百业振兴，万商咸集，富庶甲于东南。”（《徐愚斋自叙年谱》） 
    岂只富甲东南，孙世馥在《徐愚斋自叙年谱序》中说“上海为中外总枢”。清末上海商业之兴盛为全国之冠，“实为中外贸易之中枢”(《清稗类钞》)。在政治上上海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达官贵人、社会名流留连于此，所谓“四方冠盖往来无虚日，名流硕彦，接迹来游”(王韬《弢园老民自传》)。维新运动主将康有为甚至有迁都上海的设想。在行政上上海虽然原来是县治，后来只是苏松太道的驻地，但实际上是一个经济政治中心。清代，尤其是近代，上海地位变化巨大，发展迅猛。上海的兴盛，除了土著居民的贡献，移民发挥了重大作用。它是一个移民城市，新的居民来自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安徽等省。如果我们把清代上海的发展，比作一个演员的演出，则外来居民相当于他学艺时的教师，演出中的导演、化妆师，都起了不可缺少的作用，外省移民与土著共同建设了上海。广东人可以说是上海建设的导演之一。广东人与上海的关系，笔者准备用三篇札记来作说明。 
    广东沿海居民，富有冒险精神，在清代，国内至各省，海外往南洋、美洲，多从事商业和做工，像潮州“舶艚船，则运达各省，虽盗贼、风波不惧也”(乾隆《潮州府志》卷十二）。粤民到上海，在清前期就不乏其人。乾隆中周硕勋主修的《潮州府志》，说该府“妇女妆束，以航海往来苏松间，相仿者多”。这是说潮人经海道到上海，进入松江府，再到苏州。既然形成女子学习苏松人化妆的习惯，可见往来苏松的人不在少数。随着清代经济发展，粤人以经商的敏感，在上海开埠之后，即意识到它是“南北仕商往来孔道，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光绪《嘉应州志》卷二十三)，遂热衷于到上海做买卖，所以19世纪五六十年代沪上粤人激增，以后陆续增加，绝对数量很大，在上海人口中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上海开埠，西方殖民主义者和商人纷纷到来，原在广州贸易的也有不少转向上海。广东的买办商人看到这种形势，与西方人同时赶往上海，有的还走在西方人前头。四五十年代上海的中西贸易中的掮客、通事、买办有一半是广东人，甚至于达到2／3的惊人比重(汪敬虞《唐廷枢研究》)。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广东商人同样极其敏感，对上海产生浓厚兴趣，易地而来。 
    广东人到沪，因家庭、宗族、邻里关系，互相牵引，像滚雪球一样，人数越来越多。有名的买办、官僚商人徐润、唐廷枢、郑观应家族就是显例。徐润的伯父徐钰亭在沪任宝顺洋行总办；四叔徐瑞珩在沪经营绿茶业，徐润即由其四叔于1852年带到上海；徐润从叔徐关大于1855年到沪当礼记洋行学徒；1875年徐润在沪举行家宴，出席的有其堂弟脑臣、笏臣、赞臣、枚臣、揆臣及玉生、小勤、述斋等人，可知其家族在沪人口之众。香山唐廷枢、廷植、杰臣、纪常、廷庚、国泰均在沪营生。郑观应的叔父郑廷江也在上海做柯化威洋行买办(《盛世危言后编》卷八)。广东人到上海的多，在王韬的小说中都有了反映，《淞隐漫录》写蓟素秋是孤儿，跟随姑母过活，其姑母是粤商的妾，该商安家在上海，经常到汉口买茶，及至“赭寇南下”(当指太平军到江南)，粤商携带他们返回广东。这个故事可谓粤人在沪寄居经商事实的艺术再现。 
世态剪影（四）
第21节 清代后期广东人移徙上海(2)
    传教士晏玛太在《太平军纪事》中说19世纪50年代上海有8万广东人，8万的记载不实，当时上海并没有那么多粤人，但人数亦应相当可观，晏玛太才能这样夸张。据调查统计，可知清代晚期在沪的广东人数及移民中的比重，我借用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所提供的资料，制作《清末上海公共租界内粤籍人口数及在客民中比重表》 
    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同时期上海“华界”的人口统计数字，从而不能计算出粤人在上海整个居民中的比重。不过它在一个时期内占到客籍人口的1／5，地位是相当重要的。此后，由于邻近上海的江苏、浙江、安徽人的大量移入上海，使粤人比重逐渐下降，及至清朝灭亡，比重竟下降了近10％。不过这一事实表明，1885年以前，粤人在客籍中的比重要在20％以上。邹依仁书中还提供了《旧上海公共租界上海籍人口与非上海籍人口》 
    在清末25年中，租界内的外省人口比上海本籍人口多得多，土籍不足1／5，粤人又在客民中占多数地位，所以在租界的整个华民中也占较大比例。总之，粤人移民上海，成为当地居民的重要构成成分。移民上海的广东人，为了维护共同利益，建立了同乡团 
    体，兹作《粤人在沪会馆表》以明之： 
    设立时间名称资料出处 
    1759潮州会馆《上海碑刻资料选辑》 
    1783海澄饶会馆同上 
    1822揭普丰会馆同上 
    1839潮惠公所同上嘉应公所《上海近代史》上册102页 
    1872广肇公所《徐愚斋自叙年谱》 
    清末南海邑馆徐鼎新《旧上海工商会馆、公所、同业工会的历史考察》，收入《上海研究论丛》第5辑 
    清末顺德邑馆同上 
    团体建立，形成粤帮势力，与本地人及江苏、浙江、福建等省人的帮派构成不同的派系。广东人组织的势力，从一个侧面反映广东人移民上海的兴盛和拥有巨大的势力。 
世态剪影（四）
第22节 广东人在上海的经济活动(1)
    清代广东人在沪，开始是从事传统的区域间物品交流；中英鸦片战争以后，大量贩卖鸦片，并从事买办活动；洋务运动兴起，买办转而为官僚商人，兴办新式企业，中小商人也建造工厂；在清代最后50年中，华人出国做工、经商骤增，粤人又在上海经营适应华侨需要的贸易。明代就有广东人到上海经商。明末清初人屈大均在他的名著《广东新语》中说： 
    广州望郡，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腊、香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 
    广东商人到江浙，走海路的，必有一些人到上海。雍正间纂辑的《东莞县志·风俗》说：当地人“涉湖湘，浮江淮，走齐鲁间，往往以糖、香牟大利，故居人多富”。民国间该县修志者认为雍正志所说的是明代的情形，清初不是那样。这两种资料表明，广东人经商到上海，明代已经兴起，而明末清初的战争中断了它的发展，康熙后期起逐渐恢复，乾隆以后兴旺起来。杨光辅在《淞南乐府》中以歌咏的形式描绘沪粤间的贸易：“淞南好，锁钥仰雄关，商货万樯通岭表。……”又云：“淞南好，市价日高低，海舸贩来红木段，洋行收去白花衣，民瘦客商肥。”嘉庆间，褚华在《木棉谱》中写道：“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买花衣以归，皆装布囊累累，盖彼中自能纺织也。” 
    广东到上海的商船，称为“估船”，一个月能往返一趟。广东人贩到上海的货物，以砂糖为大宗，红木、香料、染料(苏木)亦复不少，运回去的主要是棉花，其次是陶瓷、茶叶。上海商人用“沙船”把本地棉花、布匹运往广东（同治《上海县志》卷一）。据统计，鸦片战争前，上海每年从闽粤运进糖约50万担，染料和其他物品12万担，运往闽粤的棉花、茶、丝等物20～30万吨（据刘惠吾《上海县志》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