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清朝的人们

上列种种坛祠庙宇中，可定出几种类型。有政府的机构，如社稷坛、先农坛、望祭殿等。这些坛祠，在直省地区，普设于各府州县，清初在吉林推广到永吉州、长宁县。崇奉天地神祇是官方敬天哲学和政治思想的表现，对民众起教化作用，汉人早已世代传奉，至此教育满人接受。 
    有纯宗教的寺院，如佛寺、道观、清真寺。回教徒多是其宗教的虔诚信奉者，僧尼道士照说应当是忠实信徒，但不尽然，清初吉林的僧衲多是有政治原因而寄身空门的。虽然如此，他们既着衲衣，便从事佛教之宣传，与流人结交自不必说，且与流人中的居士共同宣扬它，而满人上层亦颇以崇佛为事，乐建庙宇，向满人群众灌输佛理。起初满洲人不识佛教，当和尚诵经时，围观笑乐，随后有了一点佛教知识，乃严肃起敬，学着合掌旁听。而蒙古人原来就信仰喇嘛教，习以为常了。满洲上层接触佛教早于一般满人，巴海令建宁古塔西来庵，香火旺盛，安珠湖常去游观，令于附近建观音阁，信士崔某与僧静今董建成功。1668年从北京来的和尚天玺又发愿在庵前筑莲花池，流人张缙彦等助他建成。沙兰废城原有一石观音，1689年宁古塔蓝旗协里巴黑塔遗命长子吴达哈为之建庙，吴达哈出资，静今董其事，于次年竣事。事实表明，佛寺之建设乃满人上层、流人和僧侣合作进行的，以向土著与移民展示佛的力量，使佛教走向吉林民间。 
    石姓家神案子 
    有本为汉人的信仰，但很快被满人接受，如关帝庙、城隍庙等。汉人信奉关羽，在宁古塔建庙，开始挂的是关公画像，后来觉得不够威严，适有从湖广来的汉人会雕塑，于是改为塑像。在土著满人不知道佛的时候，已粗知关帝，逐渐建起庙宇。1727年泰宁令戴肇铭给关庙写匾额和对联，誉关羽为“亘古一人”、“品物咸亨”(民国《宁安县志》卷四)，向民众宣传关公。当关公五月初三日诞辰时，吉林人进行奠祭，同时举办庙会，康熙间流人张贲咏其盛况：“奔走同羌貊，喧阗汉将祠。殊方咸虎拜，绝塞有龙旗。”(《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对关公的崇拜，把满汉人民连在一起了。 
    萨满画像 
    有满人所推崇的，也为汉人所乐奉，如山神庙、马神庙。满人发祥于长白山，又以满语骑射为传国政策，对山神、马神的礼拜是自然的事情，所以建庙表示心愿。山神庙建立在山间，设备简陋，往往在深山绝涧，架木板为小庙，庙前树木杆，供山神，祈求其保护，免遭猛兽侵袭。满人保持其萨满教信仰和祀祖的特有仪式。以跳大神祈求神灵，祭祖在院中立一杆，杆头系布片，并在室内西墙设龛礼拜，汉人则没有信奉萨满的活动。 
     
世态剪影（三）
第20节 清初广东人游历江南(1)
    17世纪广东人到北方，海路不通畅，特别是明清之际的四五十年里，粤船难于到达上海，更不必说由此北上了，所以以陆行和江行为主，其路线是：越南岭，经两湖、河南到北京；另一是经江西或湖南，沿长江东下，至江苏，由大运河北上，此行主要是水路。江苏及其毗邻的浙江是文化重地，金陵又是明朝的陪都，对广东人颇有吸引力，赶考的士子及官员往往愿意走水路，顺便到江浙访问。在明朝这是常见的现象，如番禺人黎遂球于崇祯间赴京考进士，“便道客游吴浙”(屈大均《翁山文钞》卷二)。说是便道，就是顺路游览吴越，而不是专程到江南。但是笔者发现，清初广东人北上虽仍有便道访吴（江苏）的，然而特地到江南的也不乏其人。下面制作广东人专程或别具深意地顺道访江苏的图表，以便利观览。 
    姓名时间地区目的资料来源 
    陈恭尹1651～1654吴及闽、赣、越，避难，访友《独漉堂集·诗集》各小序1652、1653在吴1658～1660吴及湘、豫、直，寻友 
    1659在吴 
    屈大均1658～1669吴及越、鲁、陕、晋、寻友李景新《屈大均传》直、辽，1659、1660、1665、1669在吴1675～1679吴及赣、皖避难，寻友 
    何绛1658～1660吴及湘、豫、直寻友《独漉堂集·文集》卷三  1670以前“无方之游，无期寻友之行” 
    何衡1670前后吴及湘寻友、游览《独漉堂集·文集》卷十 
    函可1645挽明之亡《广东新语》卷十二 
    李成宪1660以前吴、湘寻友《独漉堂集·文集》卷十一 
    杨伊水吴、越寻友《独漉堂集·诗集》卷三 
    古桧吴、越寻友同治《番禺县志》卷四十九 
    程可则1652吴、鲁应试北上《海日堂集·诗集》卷二1662吴、鲁返里路过同上书卷一 
    方殿元1654～1661吴及越、鲁、应试往返同治《番禺县志》卷四十三豫、直  定居苏州《清史列传》卷七十一 
    方还    方殿元之子 
    方朝    同上同上书 
    梁佩兰1689吴、越辞官返乡同上书 
    吴韦1694吴、越路过《独漉堂集·文集》卷十二 
    这些人中有三种情形：以江苏为主要目的地，同时到其他地方去，他们出行的愿望强烈，如屈大均、陈恭尹、何绛各自两度离乡，且时间较长；以江南为出游的终点，如李成宪、何衡；路过江苏，如梁佩兰、吴韦、程可则，但他们又同便道游览不同，尽管他们与试或出仕，但又不同于那些在思想感情上与清朝融为一体的人。 
    与粤人北游的风尚相同，东南、北方也有一批人不是为游山玩水而奔波于各地，有的人到广东，与当地人交友，这里举江苏人的几个例子。明诸生、无锡王世桢，明亡后一度出家，北游燕赵，西南至滇黔，徘徊于粤闽间(陈恭尹《独漉堂集·文集》卷十二)。常熟人薛熙跑了很多省份，作《秦楚之际游记》，至广东与屈大均为友，屈氏为他的书作序，他则给屈氏《翁山文钞》作评语(《翁山文钞》卷一)。武进人恽日初反清失败逃亡广东，及至广州被清朝攻陷，乃出家为僧，并返回故里（《翁山诗外》卷九）。吴江人潘耒寄情于佛学，游历名山古刹，到广东，著作《岭游集》(《国朝先正事略·潘耒》)。 
    人们南来北往，东奔西走，广东人到江南，江苏人越五岭，纷至沓来，形成一种流动的势态，这是为什么?广东人汇合到江南的复明活动中作为明朝陪都和明太祖孝陵所在地的金陵，是南方的政治中心，南明的弘光政权又在这里支撑一年，随后长江三角洲抗清斗争激烈，乃至有江阴守城的著名历史事件的发生。武装反抗被清朝镇压后，仍有一部分人坚持反清立场，怀念故主，谋图恢复前朝的江山。他们以出家当和尚、隐居不仕面貌出现于社会，组成社团，坚定斗志，祭奠故君，筹划策应郑成功集团对江宁的进攻；他们外出寻求友人，共谋复兴之业，同时接待外地来人，互相砥砺。“金陵为冠盖辐辏之冲”(《国朝先正事略·杜溶》)，以其历史与现实的地位成为反清复明的重心，吸引着复明志士向它靠拢。下面以江苏反清力量及其活动内容以及粤人融汇其中等方面为主略事申述。 
世态剪影（三）
第20节 清初广东人游历江南(2)
    江苏有一股复明的势力。表现之一是有一批抗清者不怕失败，继续活动，如徐州人阎尔梅在家乡阻挡清军南下，事败，“走山东，联络四方魁杰，谋再举”，被捕入狱，逃脱后，历游楚、蜀、秦、晋及关外，但终见“大势已去，知不可为”，回归故乡(《清史稿·阎尔梅传》)。他的同乡万寿祺在太湖参加抗清队伍，被俘，得人帮助逃回乡里，并不时过江访问故旧和抗清遗迹，也有遗民访问他，“虽隐居，固未尝一日忘世也”(《清史稿·万寿祺传》)。常熟人邓大临，支援江阴守城失利，“遍走江湖，欲得奇才剑客而友之，卒无所遇”，乃身着道冠，然而复明之志“未尝一日下”(《国朝先正事略·邓大临》)。吴江人吴祖锡在浙江抗清，被捕入江宁监狱，逃脱到西南，任永历职方郎中，被派在吴越活动，1659年在金陵接应郑成功部的进攻(《清史稿·吴祖锡传》)。这一批原来武装抗清者，处处碰壁，却没有丧失斗志。表现之二是，组织诗社，凝聚力量。清人杨凤苞总括当时结社情形说： 
    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结为诗社，以抒其旧国旧君之感，大江以南，无地无之。（《秋室集》卷一，转见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 
    其中最有名的是惊隐诗社，它由吴江人吴宗潜、叶桓奏于1650年建立，吴江及侨寓于此的文人王锡阐、潘炎、潘柽章、顾炎武、陈济生等参加活动。吴江以叶、吴、王、潘为望族，该等家族成员与会，可以说是当地绅衿与寓客的结社。该社又名“逃之盟”、“举逃社”，定期举行活动，是“清初江南人士眷怀故明、耻事新朝所结重要社事之一”(《明末清初的学风》)。明末享有盛名的设立在松江的几社，清初分化为同声社和慎交社，活动中心移至苏州，1653年上巳日这两个社联合江浙各地诗文社，在苏州虎丘举行大会，有近千人参加，是清初士人最大的一次集会（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几社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