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水浒

仅由这一桩事，列位看官想必也能看出，程万里和董平二人，到底谁更讲道理、谁的为人相对正直一些。 
  但是梁山大寨哪有兴趣如在下这般计较这些鸡零狗碎，董平虽人品卑劣，但武艺一流，对水泊梁山这个准帮会武装大有用处，宋江自然一见便爱，要竭力网罗。而说到程万里，那就得另当别论了，他的为人虽无大过，说起来对梁山郁、王两位来下书的好汉还有活命之恩，但问题是他对唯武是尚的梁山大寨毫无用处，难道值当的为他和新入伙的一级战将董平翻脸？更何况杀了程万里反而有一桩妙处，那就是可以将他打作反动人物，然后，再由宋江将太守家私俵散居民，（至于府库中的金银财帛粮米，宋江已先命人全部取出运上了山），并沿街告示，晓谕百姓：“害民州官，已自杀戮；汝等良民，各安生理。”无端启衅饱掠府库的梁山大军藉着程万里的人头一下子便成了吊民伐罪的仁义之师，真是妙极，这样的买卖实在是太合算啦！ 
  这些就是梁山好汉的行事，这些就是梁山大寨的“替天行道，保境安民。” 
  也许有必要探究一下，何以水浒世界里的好汉一再推行行帮道德。 
  王学太先生在《中国流民》一书中对此做了深入研究，很有启示意义。《中国流民》一书认为，《水浒传》反映的其实并不是农民阶级的理想和意识，它展示的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浪荡底层的游民的价值理想。而游民的性格天生便有多种两面性，如一方面慷慨重义，一方面为非作歹；一方面散漫无羁，一方面又易产生极强烈的帮派意识。这里要说的是游民的帮派意识：游民大多无家无业，四海漂泊，居无定所，他们不能象士农工商那样，以血缘、地缘、业缘而构成集团，在他们风餐露宿、饱受歧视的人生行旅中，只能靠结拜、拉帮结伙来互相提携，求得发展。他们在社会上是孤立的，但越孤立越增强了帮派的凝聚力，使其帮派意识越强。接下来，书中以《水浒》为例，对帮派意识做了十分精辟的分析：“帮派意识有着强烈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甚至影响他们正确判断极普通的是非曲直。它表现在一切皆以自己帮派为标准，认为自己的帮派永远是无懈可击的。帮派中的成员习惯于做单线思考，从道德上说，自以为是，从力量上说，认为自己是所向无敌的。” 
  书中说道，例如《水浒》中写了许多剪径打劫、杀人放火的绿林豪强，但只对与梁山有关的诸山头的人们加以肯定，对于其它山头，如生铁佛崔道成、飞天夜叉丘小乙、王庆、田虎等等都持否定态度，其根子在于他们与说书人所肯定的梁山不属于一个系统。“另外在《水浒》前七十回中处处以梁山聚义为正义的坐标，以对未来梁山上的天罡、地煞的态度为界线，有利的就肯定，不利的就否定。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帮派意识。”如为了让秦明、朱仝、卢俊义等上山，梁山设计之阴险、用心之毒辣、手段之残酷，并不亚于统治者。而秦明、卢俊义等人上梁山后对梁山头领设计的使他们倾家荡产的阴谋并无强烈反感，似乎只要归顺了梁山这个帮派就是他们最大的幸福，其他皆可以忽略不计。 
  这些分析真可说是一针见血。梁山好汉上山前，确实有些人真诚地信奉并推行英雄信条，散发着热血担当的侠义精神，而一旦他们上山后，融入了由军官、财主、贵族、官吏、道士、书生、猎户、渔民、马贼、黑道人物、鼠窃狗偷等三教九流各色人物组成的鱼龙混杂的大帮会武装，他们个人的英雄色彩就消亡殆尽，个人绝对服从帮会意志，甚至这种帮会意志带有邪恶倾向时，也完全服从。 
  所以，正如夏志清先生的《导论》一书所说的那样，官府的不义不公，激发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反抗；而众好汉结成的群体却又损害了这种英雄主义，它制造了比腐败官府更为可怕的邪恶与恐怖统治。一个秘密团体在求生存争发展的奋斗中往往会走向它声言要追求的反面。由此可见，一部《水浒》就是行帮道德压倒了个人英雄主义的记录。        
活割黄文炳        
  在《水浒》第七十三回中说到，李逵闹东京后，和燕青回返，途中歇宿到狄太公庄上。听说太公女儿房中闹鬼，李逵便冒充法师，骗了酒肉狂吃一顿，而后闯入闺房，一斧砍死了那个装神弄鬼的后生，又将太公女儿揪到床边，一斧砍下头来。接下来，只见：（李逵）把两个人头拴做一处，再提婆娘尸首和汉子尸首相并。李逵道：“吃得饱，正没消食处。”就解下上半截衣裳，拿起大斧，看着两个死尸，一上一下，恰似发擂的乱剁了一阵。李逵笑道：“眼见这两个不得活了。” 
  将人砍死后，还要剁着血淋淋的尸体来助消化，来娱乐，次日还强逼狄太公酒食相谢，这李逵可说毫无人性。李逵如此作为，和武松鸳鸯楼连杀十五人还不完全一样，后者起码在最初是被道德义愤驱上行动之路的，而李逵作践人尸体，却并不是出于对通奸二人的道德义愤，而是消遣娱乐，是赤裸裸的嗜血、野蛮、残暴。而故事的讲述人便如李逵的哥们儿一样，说起这事津津乐道，趣味盎然。 
  其实水浒故事的讲述者已是不止一次讲述这类血腥行径了，如杨雄在翠屏山处置潘巧云，“把刀先挖出舌头，一刀便割了，且教那妇人叫不的”“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下，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然后扬长而去。 
  此外，如武松的鸳鸯楼十五命，如清风山的燕顺等人挖人心做酸辣醒酒汤，如李逵的活割黄文炳，等等，都是。书中细述了李逵炮制黄文炳的过程，“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才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偌大的活人，绑在那里，如享用生鱼片般血淋淋边割边吃，在下不知若是列位看官身当其境会有何观感。 
  说到这，也许会有哪位朋友提出异议，说这黄文炳本就是个反动人物，阴险小人，本就该死，你替这厮叫甚么屈？ 
  是吗？如果这样说，在下倒要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黄文炳是否真的该死？ 
  黄文炳人品是极差，说他是阴险小人，也是事实，但问题是，他身为一个官府中人，发现有人公然在饮食营业场所题反诗，并且叫嚣要“血染浔阳江口”时，是否有义务向当地官府报告并穷究到底清除隐患？这个问题古人便有争议，多数是不认可黄的为人，但认可他的作法。那么今天这个问题该怎样看，在下不做答案，请列位看官、列位朋友自己思考；第二个问题是：就算黄文炳真是的该死，是否就该被如此残酷地活剐？ 
  如果说“是”，那么在下就提第三个问题，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是否可以为了一个高尚的目的而行使残忍的手段？ 
  如果有哪位朋友还说“是”，那么在下便提第四个问题：请问，什么是高尚？是上天厘定的一个放之四海的先验的准则，还是是非由人自定？事实上，古往今来无数光天化日下的暴行有哪些不是在“高尚”的旗号下进行的？为了皇帝万岁，为了日尔曼民族的纯洁，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了革命，为了保卫伟大领袖，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只要目的是神圣的，手段的卑劣和残忍就都不成其为卑劣和残忍，就都是必要的，这样的逻辑，在人类的历史中带来的灾难难道不比单纯鼓吹暴力的强盗逻辑远为巨大和可怕？ 
  而且，水浒世界里的很多血腥气冲鼻的行为，连追求正义的幌子都没有，完全是为蛮荒的嗜血心理所驱使，如本节开头提到的李逵的所为。 
  这样的情节，也不是《水浒》的专利，如唐传奇《虬髯客传》中的虬髯客豪气冲天地将仇人心肝切了以后生吃了下酒，如清代夏敬渠的《野叟曝言》中说到如何享用人脑：就是将早已打就的一支铜管伸入人脑，骨嘟嘟一吸，便如今日喝酸奶一般，将脑髓吸进肚里。 
  列位看官不要把这些都当作小说家言，实际上，中华民族确实有悠久的吃人历史以及虐杀传统。 
  首先，翻检史书，可以开出一长列吃人的名人清单：如春秋时雄才大略的齐桓公，吃了红案大厨易牙先生烹制的婴儿肉，对这位将自己儿子烧成大菜的厨子提出了表扬；如汉高祖刘邦，将开国功臣勇将彭越杀了后，把他剁成肉酱“分赐诸侯”；如后赵石邃发明了一道大菜，以美女肉与牛羊肉合而烹之；如隋炀帝在一次朝会上把一个不听呵（he）的大臣，烧成一道大菜，分给百官；如明代太监高寀为使阳道复生，吃小儿脑千余；……除了这些身居高位者的“精致”吃法，因战乱饥谨而导致的大规模的吃人更是史不绝书，正如鲁迅先生在给许寿裳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 
  除了吃人，中国历史上更有种种名目繁多的虐杀，如车裂，如凌迟，如腰斩，如抽肠，如剥皮，如点天灯，如汉高祖的吕后将戚夫人弄成了人彘，如前秦时的苻洪剥了人面皮后仍让人歌舞，如明代朱棣攻陷南京后疯狗一般地用剥皮术、轮奸术残害建文帝旧臣及亲族，如张献忠大掠湖北、四川时剁下人手足堆积如山，等等，这些内容在下实在不便做稍细致一点的描述，如果这样做了，说不定就会有哪位朋友吃不下饭。 
  说到这里，想起了过去偶然读过的两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