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之新帝国

    当然祖宽他在他呼呼大睡之前，是命人写下了紧急的战报，派出了通信兵，把这里的事情汇报给上面。
    祖宽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十分粗豪的人，但是粗中有细，能从一个小兵当上了总兵，就不会是等闲之辈，他由一个扁担掉地上，不知道是一字的人，变成一个读得懂军报，勉强认字的人，这是花费了好大的力气。
    他可是知道洪承畴为了拿下李自成，可是派出了数万军队，在这数百里范围内对他进行搜捕。
    为了干掉李自成，他们花费的巨大的兵力，因为李自成，现在已经成为流寇的领袖，自从张献忠、高迎祥死了以后，就是当之无愧的老大，许多流寇也都是他为领袖。
    他们在子午谷一战，可是被孙传庭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逃到了山里面，身边不过是数百人而已。
    但是短短的年离余间，重新兵出终南山，在短短的数年间，又扩张到了20多万之众，整个西安府三十七县，就没有不被他们祸害的。
    这样的人，即使他剩下的一兵一卒，都有可能重新东山再起，只有把它杀死了，才会令这些人心安，也就是因为如此，他们才加大了搜捕的力度。
    洪承畴也受到上面的摧逼，所以他也向手下们暗示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死的更好。
    曾经是有人提出，干脆招降此人算了，如果招降此人，尽得其手下，可以令他们势力迅速扩张。
    洪承畴断然拒绝了，他认为李自成就是不会屈居人下的人，如果招他，让其有喘息之机，将来迟早会被反噬，这样子反而给自己招来了祸端，在朝廷占据了绝对优势的时候，没必要招降。
    对于洪承畴来说，尽快结束战争，少死些人，这对他吸引力不大，对他来说，建立军功，才是最好的。
    洪承畴加入了华夏军以后，他就憋着一股劲，想做出一番事业来，证明自己，尽管他在大明朝的时候，已经是名闻天下的大帅，是那已经是前朝往事，在新朝他可是寸功未立。
    虽然率领数十万人投降入了华夏军，但是他并不认为这是什么战功，如果想依靠这样的事情，就在华夏军里面立足，这是不可能的，在华夏军的高层，无论是文武官员，他们能在体制里面混，凭的就是自己的真本事，出身反而是其次。
    所以洪承畴虽然已经在西安城下，击溃了流寇主力，且将其大多数人马都俘虏了，但是他还是坚持的认定，一日李自成不死，陕乱未己，只有拿下了李自成，他们才算是完美的收宫。
    因为如此，他拼命的摧逼手下的诸位将领，让他们无论如何也要用尽一切的兵力，竭尽所能，追杀李自成。
    此战若让李贼走脱，所有努力，化为乌有，由本帅起，全体将军校尉降秩一级。
    可见洪承畴之决心。
    当然，追杀李自成是一方面，平定和收复周边的县城，也是一方面。
    华夏军源源不断的开进西北，他们的兵力迅速的增加，更多的兵力，就意味着他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在此之前，他把所有的兵力，都用于对付李自成，但是当他的经历足够多的时候，他就开始图谋其他的事情，魔爪伸向陕西七府。
    自从大明灭亡以后，地方的豪强，迅速的崛起，夺取了地方的权利，据地为王，这些人如果不迅速的铲除，容易尾大不掉，为祸地方。
    所以洪承畴一方面组织兵力，追杀李自成，一方面就在打压和收拾这些地方豪强，不会给他们冒头的机会，虽然出现另外一个刘家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如果出现失控的场面，上面肯定就怀疑洪承畴的能力。
    别看洪承畴加入新朝不久，可是获得了重用，同样是总督，负责西北的军务，权责之大，丝毫不比在朱明时代，但是他内心还是有点担忧的。
    毕竟他不是一开始的从龙，而且称得上是贰臣，在大明的时候，他是进士出身，最拥有的最硬的牌子，更有整个仕林集团的支持，如果发展得好，就是当上兵部尚书或者是大学士也都不出奇。
    但是在新朝就不同了，就连洪承畴都认为，破格重用于他，很多时候就是要收买他手下十几万人的心，估计只要一个不好，刘远桥不爽，马上就可以免得他的职务。
    他出动骑兵，连夜赶路，一举击溃李自成的大军，就是这种心态下的产物，他必须竭尽所能，证明自己的能力，当他看到李自成被歼灭的军报以后，忍不住仰天大笑，陕地大乱，可以暂停，并且也都向所有的人证明了他的能力。
    要知道，在大明的时候，他一路追杀李自成，打了半个中原，很多人都认为，他就是在养贼自重，只有他自己才明白，李自成成太精了，跑得太快了，根本追之不及。
    官军出动的人少，追上去容易被他们反杀，出动的人多了，想追上对方也不容易，即使追上了，对方也会跑，依旧得追，这一切变得麻烦，就变成了很多人眼里，养贼自重。
    在新朝，他不会让别人这样说他，拿下了李自成，他立下巨大军功，也证明了他的价值，如此人才，刘远桥岂会轻弃？
    李倧，李氏朝鲜王朝第十六任君主，字和伯，号松窗，乳名天胤。籍贯全州道，生于海州，为朝鲜宣祖李昖之孙，定远君元宗李琈之子，光海君李珲之侄。
    仁祖即位时，西人党因主导仁祖反正而成为当权的朋党，但仁祖吸取光海君时代，大北派垄断朝政的弊端，故而在倚重西人功臣势力的同时亦登用南人党(李元翼、李圣求、李敏求等)、小北派(南以恭、金荩国等)乃至未参加废母庭请的大北派(李庆全等)，并征召起用金长生、朴知诫为代表的山林儒士，维持着政局的平衡。
    李倧朝的党争特色并不明显，其时朝议，如元宗追崇及讲和斥和之议，虽有异同，不系西人、南人。因此当时政局的主要矛盾是功臣势力和非功臣士人之间的矛盾。
    即便在功臣内部也存在对立，如金瑬和李贵、李时白父子的对立、金自点和沈器远的对立等。李倧采取异论相搅之策，维持着自己的王权。
    不过此时，全球进入小冰河期，朝鲜自然不例外。如崇祯五年，备边司向其报告时惊呼:“今夫八路大旱之灾，出于三年凶歉之后，两麦已枯，四野尽赤，此诚前古未有之大变也!“除了不少人因饥荒而饿死外，死于随饥荒而来的瘟疫的人也不在少数，一些地方已出现小规模骚动，有大臣担忧此为赤眉、黄巾之渐。
    但李倧对此束手无策，顶多采取削减百官俸禄、中止武器制造之类的措施，并从崇祯五年以后，几乎年年祈雨，但并未演变为全面的社会动荡。
    此外每逢灾异，李倧还下教求言，虽然都表示采纳，却几乎无一付诸实施，引发朝臣不满。
    李倧时，内外变乱不断，不得不在军事上有所强化。在军制方面，李倧即位之时的中央军，只有训练都监，李倧扬言，要亲征后金，与明朝“协力讨虏“，于是以李贵为御戎使，招募军队，后来形成了御营军;李适之乱后，为了加强国王的宿卫，又增设总戎厅，在修筑南汉山城的过程中，又增设守御厅。
    武器方面，李倧延续发展火器的方针，大力制造鸟枪，在天启七年时，其己有能力，每年生产一千柄鸟枪，到崇祯九年，每年生产二千柄，不仅如此，还多次从日本购入鸟枪。丙子胡乱后，朝鲜拥有的鸟枪数量已达五万柄。
    同时由于明朝限制输出硫磺、硝石，李倧委派反正功臣完丰府院君李曙负责研制、自力更生，并于崇祯四年设别造厅于军器寺，专门负责制造火器并突破火药的技术难关。
    据传，一个叫成根的军官从辽东难民那里习得焰硝制造之法，为李曙所采纳。崇祯八年，李曙编成《火炮式》，收录各种火器的制作和使用方法，并附以谚解，附录新传煮取焰硝方。然而翌年，即爆发丙子胡乱，此书未能派上太大用场。
    天启四年，他们从陈慰使郑斗源那里得到红衣大炮，喜出望外，但在研制方面未有进展。
    崇祯元年，荷兰水手朴渊等三人漂流至朝鲜，李倧让他们用于制造包括大炮在内的各种武器，丙子胡乱时效力于训练大将具仁垕麾下，除朴渊外的两人都战死了。
    朝鲜在鸟枪方面的运用更胜一筹，曾在丙子胡乱时击毙清朝额驸扬古利，此点亦为后金建奴所重视，经常征调朝鲜鸟枪手作战。
    在战略方面，丁卯胡乱之后，李倧采取的主要战略是让出大路、修筑山城、配以火器的防守战略，如移义州于白马山城、移平壤于慈母山城、移黄州于正方山城、移平山于长寿山城，同时强化江华岛和南汉山城两大要塞的防御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