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76

我们知道这事非同寻常。它的内容，一头涉及毛主席、周总理；一头涉及张春桥，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总政治部主任。
  有人向王洪文诬告空军“扩散”了信的内容。王洪文不顾事实，极其蛮横武断地一口咬定我看了信，“扩散”了信的内容，并给空军党委常委戴上“分裂党中央”的吓人罪名，说“这件事是天安门事件、南京事件（均为两地人民自发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和“七、八、九三个月谣言四起事件（指1975年）性质一样的反革命事件”。
  我是真没有看过那封信。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光明磊落，问心无愧，也就无所畏惧了。王洪文指名要找我谈话，头两次我借故没去。这时发生了唐山大地震，空军救灾任务很重，每天几百架飞机进出唐山军用机场，我们在忙这件事。第三次点名非要我去不可，看来是拖不过去了。我到三座门去，王洪文没说几句，气焰十分嚣张，就起身走到我面前，扬起几张纸，好像是什么揭发材料之类的东西，在我面前晃起来。“你看过没有?”连问两遍，我不说话。第三次问我，我大声吼叫，同王洪文吵了起来。这次谈话，王洪文一无所获。
  我是准备再一次被打倒的。但是，我还是要讲究一点策略，不能让野心家借口把我打倒。打倒了，就失去了同“四人帮”斗争的阵地，不能完成叶副主席、邓副主席交给的“要保住党对空军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夺去，保证每个空军部队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抓走”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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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廷发：稳住空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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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件是，南京空军有人揭发黄立清在南京空军党委扩大会上关于贯彻落实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讲话“有问题”。王洪文看了揭发信后，在信上划了57道红杠，王洪文“批示”说，黄立清副政委“为邓小平鸣冤叫屈”，“咒骂‘文化大革命’”，“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王洪文武断地“指示”，说黄立清副政委的讲话是我授意的，“第一书记不点头，他能讲出来吗?”他毫不掩饰他们一伙不可告人的目的是“要从这封信人手，砸开空军领导班子!”王洪文还“指示”要我们按他的调子讨论，写报告，并报军委。我们还是不讨论，不写报告。因为黄立清的讲话没有错，他是按军委扩大会议精神讲的。
  第五件是，“四人帮”要抓空军领导班子的“三种人”。随着“批邓”、“批右倾翻案风”的深入，空军内部有人向“四人帮”告状，污蔑空军领导人某人是“最阴险的”，某人是“最明显的”，某人是“最危险的”，实质上这“三种人”是同“四人帮”斗争最坚定的空军领导干部。
  “病要治，部队也要管”
  这时，毛主席病危，邓小平已经被错误停止工作，叶剑英也实际上被停止了工作。“四人帮”利用这个时机，加紧抢班夺权阴谋活动。王洪文一面派人到空军部队搞“调查”，收集“材料”，鼓励某人“不要怕”，“不要怕被打倒，打倒了，我把你养起来”；一面策划组建空军的新班子，王洪文多次公开讲，“解决空军领导班子，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王洪文逼着空军党委表态，要我们说清楚他认为可以打倒空军领导班子的“问题”。他说，一是对1975年军委扩大会怎么看?二是对“杜忠事件”怎么看?是不是同“天安门事件”、“南京事件”一样的“反革命事件”?三是对中央12号文件怎么执行的?这个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转弯子”，要“批邓”、“批右倾翻案风”，要清查“天安门事件”，“下放的领导干部要请回来”，“第一书记要作检讨”等等。四是“第一书记不做检讨是不行的!”“四人帮”步步紧逼，那时我们处境很艰难，但是我们同“四人帮”斗争是坚决的。所以，在粉碎“四人帮”后，小平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说：“张廷发是准备第二次被打倒的”。
  在1976年同“四人帮”斗争最关键的时候，叶帅派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向我打招呼：“病要治，部队也要管。”当时，我对王守江同志说：“我懂啦!”立即出院，在空军作战值班室坐镇，以加强对部队飞行训练的具体领导为名，掌握部队动向。在那些日子里，时刻想到要防止野心家抓权。
  不几天，军委召集驻京部队各大单位领导人会议，陈锡联同志宣布粉碎了“四人帮”!我听后，兴奋得晕倒在地，从内心感到党伟大，人民伟大。倒行逆施的“四人帮”最终是自取灭亡而告终!我们这些跟随毛主席几十年的老同志真正解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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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护士：周总理的最后岁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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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护士
  本文由曾经工作在周恩来身边的护士口述，由《炎黄子孙》权野整理。这些护士的讲述和她们的为人一样，朴实无华，感情真挚。
  一
  1972年初，也许更早些，周恩来就出现便血情况。专家们会诊的结果我们不全清楚，我只是看到周恩来更加没日没夜地工作。每天睡眠多则三四个小时，少则一两个小时，甚至几十个小时不合眼。医生劝他做全面检查，他不干。他望着医生时，目光阴郁、镇定，带着沉思和一种淡淡的哀凉，低声恳求：“你们先不要忙，先让我忙过这一段。再说，查出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这么大岁数了，能多忙几天，多处理几件事就可以了。”
  那天，周恩来已是30多个小时没合眼。究竟处理了多少文件，接待了多少人，恐怕秘书也算不清楚。夜里一点多，似乎他老人家该歇口气了，秘书却看着手表提醒：“总理，还有14分钟。”
  “唔，你们做准备，我刮个胡子。”周恩来身体微微一晃，又迅速恢复了惯常那种快速敏捷的步伐。总理现在要刮胡子，说明又是外事活动。他注重仪表整洁，说这是一种礼貌。
  时间所剩不多，看来又顾不上吃饭了。我和小高便给负责招待工作的李维信打电话。打完电话回来，屋里屋外乱纷纷：周总理“失踪”了!同志们紧张寻找，忽然有人说：“哎呀，总理不是说要刮胡子吗?”大家立刻寻到卫生间。进门的一刹那，所有人都怔住了，唉，我们的总理哟!他垂落的左手下，有一条面巾，他微屈的右臂，手里仍虚握了沾有肥皂沫和胡子茬的刮脸刀，他就歪在镜子前边睡着了!他英俊的面孔曾使所有的中国人为之骄傲，现在却变得那么瘦削灰黄；他的眉毛依然威武，双唇仍然露出善良、慈爱，可是他的眼窝却是深深地、深深地凹陷下去……别出声，都不要出声，我们用颤抖的目光互相提醒，心血翻呀翻，翻上壅塞的喉咙，我们只能让泪水在眼圈里悄悄地、悄悄地旋转。
  可是，周恩来双肩一震，眼皮忽地掀起，便听到“哎呀”一声轻唤，周恩来已经抹抹脸朝外急走，一边抬手看腕上的表，一边喃喃：“糟糕，我睡着了呢，迟到了，迟到了，这次怪我……”“总理!”我们小声叫着追上去，又不敢追到他面前，尾巴一样跟在他身后。因为我们在流泪。
  来到新六所，韩念龙等同志已经等候在那里，迎上总理便汇报情况。这时，周恩来那灰黄的脸奇迹般地出现了恢复片刻的青春的红晕和光彩。我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只有工作能够使总理显出年轻。
  李维信轻轻走到周恩来身边：“总理，吃碗面条吧?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不吃了。”周恩来这一声又显出疲倦。他那威武的眉毛耸了耸，小声说：“你帮我想想法子，看能不能买两块咖啡糖?”李维信很快便取来两块咖啡糖。周恩来剥糖纸时，手指微微颤抖。他从来不曾吃什么糖块，这次连吃两块。大家都明白，咖啡可以提神。
  会谈开始了，是与越南总理范文同。越方不停地提条件，不时又在出尔反尔，好像我们援助他们只能是无条件无限制地满足一切。会谈十分艰难。周恩来不停地喝茶，但他越来越掩饰不住耗尽血汗之后的极度疲惫。借李维信上水的机会，他小声吩咐：“给我送条湿毛巾。”
  女服务员很快就用托盘送来了凉毛巾。周恩来拿过毛巾，在额头和眼窝的部位反复擦拭按摩，然后放回托盘上，哑声说：“谢谢。”
  女服务员的目光从周恩来的脸上一掠而过，她不敢多看啊!周恩来刚刚擦拭过的脸又恢复了光彩，但那湿漉漉的光彩有多少是水，又有多少是汗?当他用力按摩额头时，他是怎样艰难地从全身每一个细胞里挤压搜索聚集残剩的最后一些血液和热力啊!女服务员嘴角一抿，迅速垂下眼帘退出了。她是在强忍住自己的泪水。
  不到10分钟，周恩来又用眼色讨毛巾。女服务员上毛巾时，他小声请求：“要热的，热一点。”第三次上来了热毛巾。周恩来一边倾听范文同的喋喋不休，一边将热毛巾用力按在额头上，片刻，迅速而有力地在脸上搓几下，将毛巾还给服务员，小声嘱咐：“再热些，要烫的。”女服务员退下不远，便听到了周恩来的声音。他与范文同会谈的声音始终那么清朗流利，句句反应敏捷，字字切中问题实质。
  服务室里，两名女服务员用滚开的水为周恩来涮毛巾，腾腾的蒸汽凝聚在睫毛上，眼圈里又有泪珠，端了毛巾望会议室，灯光下便显得五彩斑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