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流寇

    早在去年十月，北京方面已经知道有明潞藩南渡江南，被明南都百官拥为弘光皇帝。
    当时因为清廷派出阿济格、多尔衮两位亲王率清军主力西征李自成（河南顺贼），加之山东招抚事项因为淮贼崛起失败，所以有部分满洲权贵将历史上金宋局面拿来，认为满洲将士不耐南方炎热，并不擅舟船，将来取南方之地得不偿失，不若遣使同南方弘光政权接触，仿效金宋故事，与南方明朝议定划江而治，令南明向大清输送岁币。
    这个观点在满洲上层很有“市场”，包括郑亲王济尔哈朗都支持只夺北中国，因为这样不仅能让大清同明朝之间罢兵，还可以让明朝助大清剿灭李自成、张献忠等贼兵。等将来满洲国人于关内繁衍百万人口以上，统治稳固之后再看是否南征。
    而且，满洲将校中还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普遍对明朝有好感，甚至在入关之初，很多中下层的八旗兵真的以为自己是替大明的崇祯皇帝报仇，称自己乃助中国的满洲义兵。
    如此一来，对于南下，不少八旗官兵内心里也是排斥的。
    去年夏天阿济格率部从山西回师北京后，竟有不少满洲将校前往明崇祯皇帝陵墓祭拜，发誓要替崇祯皇帝报仇，手刃反贼李自成。
    官兵“亲明”，与明划江而治，自是有人支持。
    满洲大学士、多尔衮的亲信刚林却坚决反对这个方案，他说自蒙元以来，北京地区上自朝廷、达官贵人，下至部分军民都仰赖于南方漕运的粮食和其他物资，这个粮草物资的数目是惊人的，绝不是南明以“岁币”形式提供的金银、绸缎能够解决的。
    最重要的是，因为大清兵的几次入寇导致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京畿地区残破不堪，大量土地荒废，再如何休养生息，短期内也不能提供大清征服李、张二贼及剿平其他土寇的粮食所需。
    辽东历年存粮几乎都用于关内战事，朝鲜那边更是叫苦，说九王兴兵中国征调大量粮草，使得朝鲜国民忍饥挨饿，恳求大清皇帝陛下同九王能够体恤小国内情，予以宽免什么。
    因此，刚林认为必须在重创李自成主力后立即挥师南下，夺取江南钱粮重地，支撑大清征服整个中国的宏图伟业。
    要不然，这战事真的是打不下去的。
    降清明朝官员中的“有识之士”们也均是反对同南明议和。
    兵部右侍郎金之俊上言：“西北粒食全给于东南，自闯乱后，南粟不达京师，以致北地之米价日腾。”
    河道总督杨方兴说得更明确：“不得江南，则漕运阻矣，将何以成天下？”
    一大批在北京降清，但籍贯却是在南方的官员也纷纷上书反对和南明议和，他们嘴上当然是说为大清统一中国而谋，实际上却是害怕出现金宋南北朝的局面，将他们和家乡的亲朋分隶两国，所谓关河阻隔，骨肉分离。
    另外，就是“汉奸”念头作崇。
    身为汉官降了异族，传统观念上降清的明朝官员肯定都是汉奸，这个名声是极其臭的，如果真出现南北朝局面，他们恐怕死后百年都得担上汉奸名声，令子孙蒙羞。
    但要是大清征服中国，他们就是新的大一统政权的从龙功臣，天下都为清治，又何来汉奸一说。
    或者说，天下官民人等皆是汉奸，又哪来的汉奸。
    真有汉奸，也不过是汉族中的奸小抗拒王法，是贼，是匪，绝非什么义民。
    在这种极力“洗白”念头作崇下，相当多的降清明朝官员自告奋勇替清廷四下招抚，就是希望早日能够让清廷统一中国，好让他们生前能为新朝功臣，死后也为后世敬仰。
    于沧州遇刺的招抚南方总督大学士洪承畴是此类官员的为首者。
    籍贯南方的官员更是竭力怂恿大清南征统一中国，并大谈特谈说什么江南民风脆弱，大军一到就能平定。
    更有人说，都不须大军，只要兵至长江，传檄可定。
    在豪格、孔有德山东败讯传来之前，多尔衮也是倾向于占领整个中国的，因为中国的兵马不管是贼兵还是官兵，对上大清兵都是不堪一战。
    形势的发展也极其有利于清廷，经数月征战，大清兵已从入关时的十二万扩了一倍还多，降将如云，顺军又一路撤退，直接滋长了多尔衮要立不世伟业的雄心，故而六七月份间就开始着手秋冬以多铎为帅南征。
    不想，山东一线的战局却是大不利清廷，一支自南直淮扬而来的贼兵竟然连败大清两阵，如今更是连辽东、京畿都受这淮贼威胁，多尔衮自然要重新权衡国策，至少是不能在局面不利的情况下再树新敌。
    议政王大臣会议，多尔衮震慑满洲不服，随后在范文程的劝说下，有鉴局势恶劣发布文告：“深痛尔明朝嫡胤无遗，势孤难立，用移我大清宅此北土。厉兵秣马，必歼丑类，以靖万邦。非有富天下之心，实为救中国之计...”
    这封文告中，多尔衮表示大清只是暂领北直、山陕，京畿，“不忘明室”的汉族官绅可以去南方辅立贤藩，共保江左，从而南北两方合力救中国。字眼中，更是给南方明朝政权以希望，他们若是有能，将来未必不能还都北京。
    当真是极具诱惑，也充分显示了多尔衮的胸怀和眼光。
    范文程认为只要大清对明室释放足够善意，就能让南方的明朝政权继续将流贼当成主要敌人，这样接下来南北合作共剿灭流贼的意图就能实现。
    多尔衮为睿王，自是睿智。
    他知道大清眼下虽兵强马壮，实力远超顺、明，及那山东淮贼，可由于他的过度自信导致用兵失策，造成外强中干，局部地区反而不如贼兵，给了从前不重视的对手可趁之机，竟然兵锋直指京师，使他这摄政权的权威受到打击，也让他在京中颇为被动。
    这次议政王大臣会议就是个警钟。
    如果事态继续恶化下去，难保满洲内部反对他的势力和呼声不会再次疯涨。阿济格和多铎都率军在外，万一京中逼宫，他根本没有能力反制。
    军事层面上，山东先后阵亡近四千真满洲将士，这对拥兵二十余万的大清而言损失不大，但对只有七八万满洲将士的八旗而言，却又是沉重的打击。
    真满洲人口太过稀少，阵亡兵员很难补充。如果真满洲损失太大，就会出现汉军、蒙军数量压制满洲的局面，那样大清就是本末倒置了。
    而中国虽分裂为顺政权、南都政权，大西政权，但地域辽阔，实力相当可观。顺军于河南发起的反攻，淮贼于山东的两次围歼之战，都说明中国不是没有可战之兵。
    双方的战事一旦打成僵持，大清失去刚入关的席卷之势，怕是济尔哈朗所言的出关就会得到更多国人的支持。
    因此，若能同南方的明朝政权联手，南北夹击，可以极大减轻清廷用兵压力，哪怕南方明军再弱，也能牵制大批贼军，如此自是能让多尔衮这边腾出手来集中用兵，从而不再犯从前的错误。
    宁完我建议可由摄政王给南明的首辅史可法写一封信，多尔衮欣然同意。
    信中写道：“清摄政王致书于史老先生文几：予向在沈陽，即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马...
    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义，有贼不讨，则故君不得书葬，新君不得书即位，所以防乱臣贼子，法至严也。
    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手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加遗一矢。平西王吴三桂介在东陲，独效包胥之哭...”
    这封信，多尔衮避口不谈清军对中国北方的占领，只说李自成对明朝的伤害，将崇祯之死大说特说，似弘光政权若不为君父报仇，就不配为人。
    大义凛然，有理有据，让人难以反驳。
    信写好后，派何人送信却是棘手。
    范文程推荐史可法的弟弟史可程送这封信。
    史可程是崇祯十六年的进士，李自成破北京后降顺列班，清兵入京后其被羁留。
    多尔衮觉得这个人选很好，于是亲自设宴款待史可程，席间对史可法于南都忠君之举极为褒奖，说什么南都贤藩继位扶保明室，他这大清摄政王是喜悦万分，他日若能两家合报崇祯皇帝之仇，则中国当再现盛世，听得史可程十分感动，丝毫不疑。
    史可程是二月初七从北京启程南下，因山东被淮军占据，史可程只能在清军护送下前往河南，再由已同清军接触的南明河南总兵许定国接引送至南都。
    对于多尔衮力主同南方明朝接触商谈联合的举动，北京城中反响不一。
    小皇帝福临问他的额娘叔王为何要同中国人和谈，难道是不想让他当中国的皇帝么。
    “你父皇在世时也同中国的崇祯皇帝和谈过，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最后还不是我大清占了上风。”
    布木布泰对摄政王的决定很支持，认为既然局面出现反复，那当然就要重新应对。
    哄儿子睡下后，布木布泰却是服下了一包药粉，是苏麻喇姑特意从京中汉人药铺弄来的柿子粉，说这东西和关外用的奢香药膏一样都能防止女人大肚子，不过相比奢香药膏要塞进去，这柿子粉只需水服就可，方便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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