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后的浪漫

    屋里到处一层土，乱得可以，终于让他翻来翻去找出几首歌词，并听了他的录音。
    他的录音机破得转速都不对劲儿，虽然只听了一小段，但已经使我感到与众不同，是那种很放开的唱法，急躁的但吐字清晰。
    他掩上门调低音响，以免吵了住另一屋的家长。
    我看他其实是个乖孩子，尽管他曾在公众场合把别人正在播放的磁带拿掉换上自己的录音。
    我还注意到他有很多书，其中有米兰・昆德拉的，王朔的，宋词。
    投身摇滚的女性（“眼镜蛇”
    、蔚华）正式采访“眼镜蛇”
    乐队，是在她们刚结束南京演出回到北京时。
    “南京的观众与北京不同，他们也唱也跳，但他们还听，不象北京主要是跟着唱、扭。”
    乐队队长虞进说起在南京五台山体育馆的演出，显出挺欣慰的样子。
    吉它手，主唱之一肖楠说南京观众热情之程度是她们所有演出中最强烈的，“一上台，观众的轰动倒先把我们给震了！”
    “眼镜蛇”
    是京城老牌乐队之一，“1990现代音乐演唱会”
    6支乐队就有她们。
    回忆起那次演出，她们说头一次感受到摇滚观众的热情，但那次演出她们还没有自己创作的曲目，唱了几首崔健的歌，这以后就下决心自己创作。
    现在“眼镜蛇”
    演唱的全是自己的创作曲目，《摇滚北京》收录了她们的《自己的天堂》。
    她们承认在创作过程中王迪、崔健给过很大帮助，但更愿意“象傻子一个样，有自己的天堂”
    。
    虞进给了我10多首创作歌词，都已谱曲录音，目前正与出版商联系出版发行。
    “这是我们一个时期的小结，可能今后我们会进入一个新的探索期。”
    虞进后来又抽回了几首歌词，说这些还要修改。
    在这个男性主宰的世界上，女子的生存简单又艰难。
    要象傻子一样容易，但要有自己的天堂就难了。
    如果女人能跟男人做同样的事，就已经具有新闻性，所以尽管她们反复申明自己乐队的名称是“眼镜蛇”
    ，人们还是改不了叫她们“女子乐队”
    。
    在男人眼中，她们更容易出名，但在男人心底，她们再出名，也还不如男人。
    “眼镜蛇”
    们充分地感受到这些。
    肖楠说开始还没什么，现在有了作品，社会承认后，有些朋友表面上跟以前一样，背后说的就不好听了，“不过这种时候越能看出谁跟我们是朋友，比如“唐朝”就很诚恳地帮助我们，当面指出我们的毛病。”
    “眼镜蛇”
    是中国第一支也是目前唯一的女子摇滚乐队，由5人组成，年龄从24至30岁，其中有2人已辞职，其他几人恐怕也不会在现在供职单位太久。
    她们都是音乐科班出身，在艺术团体上过班。
    虞进从中国轻音乐团辞职，她说在那儿大家都缺乏敬业精神，排练不用动脑筋，可以边弹琴边聊天。
    乐团的曲目，不是那些让人们听腻了的大陆歌曲，就是千篇一律的港台流行玩艺儿。
    “多少年了，每天都是一样的东西，跟机器一样，特没意思，疲了！”
    肖楠补充说，“这跟摇滚乐没法儿比。烦，烦透了那种音乐，87年88年接触外国唱片，一下子被吸引了，觉得自己能演奏这样的作品、创作这样的作品。”
    没有排练场地是她们当时最大的困难。
    开始在虞进家，地点是和平里居民区，可以想象在居民楼里演奏摇滚对左邻右舍的威胁。
    后来到琉璃厂华彩乐器店里一个小屋，该店经理热爱音乐给予支持，但一个多月后就顶不住摇滚的喧嚣和店员的反对。
    又到贝司手家排练新作品，那时正是夏天，把被子蒙住门窗。
    就这样换来换去找地方，直到现在经济情况好转可以每天交50元租金用一个排练场。
    说以上这些时，她们一直穿插着当时对自己奏出的音响的惊喜、对能够做自己的音乐的高兴劲儿的感叹。
    “你们想过以后怎么办，比如说40多岁后，不能一辈子搞摇滚吧？”
    我问虞进。
    “有人也问过我，我说别问这个，我不想它。”
    “你父母也不管吗？”
    “我感激父母，原来在别的事上他们干涉过我，但这件事上一直很支持。”
    虞进的母亲是中央乐团唱美声的，已退休在家两年，她一边在外屋忙家务一边招呼着所有先后来找虞进的朋友，发现屋里有人坐在地毯上，还递进一个靠垫。
    虞进说，乐队在家排练时，母亲有时还指出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国外记者的报道说“她们在台上异常漂亮，超短裙，开襟红色长裙，带着墨镜，粗犷的演唱风格，博得观众的欢呼和口哨声”
    。
    1993年2月，她们与崔健（“ADO”
    ）、 “唐朝”
    、“1989”
    、王勇等赴德国参加“中国文化艺术节”
    演出，实现了“让世界上的人们知道我们”
    的理想。
    除了“眼镜蛇”
    这5位女摇滚人，京城著名的摇滚女性是“呼吸”
    乐队的主唱蔚华。
    她原来就是知名的国际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的英语节目主持人，离职加入“呼吸”
    更成为新闻人物。
    应该说，新闻人物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但蔚华和“呼吸”
    没有为商业而改变自己。
    蔚华投身摇滚乐，是冲着能够发挥出自己的创作力，而过去的工作是报道，“冷静、客观、逻辑地分析世界我不称职，我是一个用情感的神经末梢去体验周围一切的傻瓜。”
    “我们不是在表演，这是发自内心的音乐，它起到了直指人心、震颤灵魂的效果。”
    切断这目光   不再为你思想   把眼睛紧紧地闭上   我没有哭可我无法不为你悲伤   我相信梦可谁有权阻止阳光   我给了爱相信天会回报我的善良   我不再说可我不会停止歌唱                                      ──选自《太阳升》我想起著名摇滚女性麦当娜，有一次演出前，警察对她说，“今晚如再出现自渎动作，就拘捕你！”
    麦当娜则当众宣布：“我是个艺术家，我选择这种表达方式，宁愿放弃演出，也不改变表演。”
    然后又对她的团员说：“尽情表演吧，让他们带走我！”
    在大陆中国，敢于投身摇滚的女性，其勇气决不亚于麦当娜。
    天，保佑这些勇敢的女人吧！
      臧天朔“1989”
    与“黑豹”
    1993年4月24、25日，臧天朔“1989”
    乐队与“黑豹”
    乐队联袂，为“临终关怀”
    活动义演。
    这是“90现代音乐会”
    3年来“1989”
    乐队再次面对18000北京观众。
    “黑豹”
    则是第一次公开亮相。
    演出前两天，他们在首都体育馆装台，臧天朔约我在那见面。
    走进体育馆，就见很多人在忙碌着。
    美工人员趴在地上收拾一幅红底白字的标语：“为北京市第一所临终关怀医院的早日建成──献一份爱心多一份关怀”
    。
    有一帮长发小伙子在木板搭成的舞台上装、调着各种音响。
    是“黑豹”
    ？
    为了证实这一点，我问身边一位约30岁的男士，他说是“黑豹”
    ，又告诉我被几个男女围在中间的那位就是“黑豹”
    经纪人郭传林，他们正在策划演出时如何录像。
    这位答话者叫宋宁宁，是这次演出主办单位之一的北京影星广告公司总经理助理，演出的策划人之一，他说“之所以用摇滚乐队是因为摇滚乐有号召力，另外也因为这是没有报酬的，演出的收入将全部捐献给中国老年基金会”
    （主办单位之一）。
    问起怎么会批准演出的，宋宁宁说：“最开始是由文化部批，然后再由北京市文化局批。批下来很难，北京对摇滚特敏感。如果不是‘临终关怀’这个主题好，绝对批不下来。还加上我们做了让步，比如不上报纸不登广告等等。”
    “为什么选‘黑豹’、‘1989’参加？”
    “跟四哥（郭传林）我很熟，从小一块儿长大的，他家哥儿几个我都认识。四哥为人很厚道，为了‘黑豹’把铁饭碗都扔了。”
    与宋宁宁聊完后，我去找郭传林。
    当我提出采访的要求时，他说现在不行，他们正忙着呢。
    明天呢？
    明天也不行。
    演出后呢？
    演出之后马上去大连，从大连回来后再说吧。
    臧天朔到来之前，我继续观察着被各式各样周末版月末版“炒”
    得发紫的“豹儿爷”
    ：鼓手赵明义埋头调试音响，连脸都看不清。
    贝司手王文杰披着瀑布式的长发也紧张地工作着。
    吉它手李彤（年龄最大，29岁）模样最清秀，身材高大，有着长及腰间柔软的乌发，他与王文杰原是饭店的服务生。
    主唱峦树显得很清闲，一直站在舞台上微笑着与一个女孩聊天。
    峦树个头最矮，年龄也最小（24岁）。
    臧天朔仍未到。
    队员之一、特邀吉它手寇善立先来了，光脚丫穿双皮鞋，牛仔裤，黑色礼帽，抱着吉它孤独地依在舞台的一角。
    我朝他走过去。
    “能跟你聊聊吗？”
    “当然可以。”
    这位20岁、身高1.98米、来自华盛顿的美国青年微笑着站了起来。
    汉语说得很流利。
    他的英文名字是Chandler Klose。
    “你怎么一个人先来了？”
    “小臧说是4点整来这里集合。”
    他象所有老外那样习惯性地耸了耸肩膀。
    我看看表，果然是4点整。
    寇善立92年来中国学汉语，是北京外语学院留学生，在国内读中学、大学时一直爱好摇滚乐。
    在外语学院他组织了一个留学生摇滚乐队，并时常出现在北京的摇滚Party上，93年3月，被“1989”
    发现后成为乐队的特邀吉它手。
    “你觉得北京的摇滚怎么样？”
    “很象美国60年代的样子，直接、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