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后的浪漫

    何勇──后崔健群动笔写何勇时，还没听过他的演唱。收集当时的录音出版物，就是没见他的一首作品。
    著名的合集《中国火》和《摇滚北京》也没收。
    但崔健特别看好何勇。
    1993年3月3日，崔健在北京电台直播机房回答听众问题时还说“我最喜欢何勇的音乐”
    。
    前卫艺术的著名评论家栗宪庭在一篇文章里称何勇是摇滚乐“后崔健群”
    的代表人物之一。
    王晓京也欣赏何勇，说“但就是太各，不然早出来了”
    。
    看了提到何勇的资料，也采访了何勇，但产生写他的冲动，是在读到他的歌词时──          头上的包     头上的包有大也有小     有的是人敲有的是自找       这许多的记号深在我心中留     他们要这样做你让我怎样好     头上的包有大也有小     有的是人敲有的是自找     这许多的记号让我在长高     无毒不丈夫可我才知道     我顶着头上的大包低头踩着自己的脚     我抬眼看那北斗星它的方向我知道     我亲爱的爸爸妈妈凉水不要再给我浇     我痴情望着漂亮姑娘头上又留下许多记号     多么想  我披着头也要直起腰到处走     多么想  那琴声也要是大家的歌谣     多么想  朋友见面时心里说声你好     多么想  哪怕头上再留下许多的记号“摇滚乐中的后崔健群以一种嘲弄和无所谓的情绪替代了崔健的浓厚参与意识和政治情绪”
    （栗宪庭《当前中国艺术的“无聊感”
    ──析玩世现实主义潮流》，刊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纪》92.9），我一下子明白了所谓“后崔健群”
    。
    我曾两次打电话约何勇采访，但他含含糊糊没有定下时间地点，后来总算给栗宪庭面子答应了。
    请栗宪庭出面并把采访地点定在栗家，是为了确保这个自称“小混蛋”
    人称“小玩闹”
    的采访能顺利。
    文字资料中的何勇，一律被当作摇滚圈里的老人，年纪可以往40上想；电话中的何勇，慢慢悠悠吞吞吐吐，音容在30出头；待到见面，只是个看去没有发育好的小男孩。
    这时已是晚上7点,我们吃过了饭，桌上剩着晚餐大饼。
    何勇进屋就抓起大饼啃了起来，乱蓬蓬的一头短发，黑衣，黑裤，黑色短靴，脸色灰暗，身体瘦小。
    我迅速修正着想象与实际间的偏差，但何勇一张嘴，我还是要承认他的地道、正宗──摇滚意义上的。
    在等何勇时，两位报考今年中央戏剧学院的女孩路过老栗家，听说何勇要来，就不走了，她们神情亢奋地说着今年2月14日情人节那天马克西姆餐厅摇滚Party上何勇边唱边飞奔向观众的场面。
    何勇一边机智地应付着两位发烧友的进攻，一边忙里偷闲与主人及在座的青年画家刘炜和实验剧导演牟森说话。
    6月他将去英国参加戏剧节，为了办出国护照，不得不剪短了头发，以应付街道居委会大妈和派出所警察……    姑娘姑娘漂亮漂亮    警察警察拿着手枪何勇的这两句歌词突然切入我的采访追记。
    我这个以笔墨为生的自由撰稿人职业写手幸好没选择写歌词。
    这两个意象怎么就能用文字排列组合起来？
    接着是──    你说要汽车你说要洋房    我不能偷也不能抢    我只有一张吱吱嘎嘎响的床    我骑着单车带你去看夕阳    我的舌头就是美味佳肴任你品尝    我有一个新的故事要对你讲    ……     “现在我的后脑和胸部特有感觉，能接收声音，我算明白贝多芬耳聋后还能创作了。”
    何勇无时不刻显露出他的独特想象力，“到了英国，我要去3个地方──红灯区、赌场、酒巴。”
    何勇的实际年龄是24岁，在座谁也闹不清他怎么会被英国邀请去什么戏剧节，而且一去就是3个月。
    他与刘炜忙于忆旧，说88年89年在刘炜屋里玩摇滚多么有劲儿，“那会儿，玩完摇滚，哪有回家这一说……”
    说起从前圈里的人，何勇要么说这个“献身”
    了，要么说那个“合资”
    了。
    献身即经商，合资是与老外结婚。
    与牟森他也有急切要表达的话题，先说他正在创作一种音乐，描述人体从胚胎到生长的整个过程，音乐全用人声表现，牟森希望他加快创作速度，牟森正要排一部戏，整场音乐与演唱者都将是何勇。
    后来他们又说起温普林拍了4年的《大地震》可望在今年完成，由此又说到吴文光拍的《流浪北京》及该片主人公的近况。
    牟森是片中人物之一，何勇提起张夏平（吴文光抓拍了张夏平癔病发作的情景）。
    牟森说《流浪北京》因为有了张夏平才有了光彩，“这是个质量高的人”
    ，何勇说他的感觉完全一样。
    不知谁起了头，谈起吸毒的话题，何勇马上说起他的两个朋友曾在一个老外家吃饼干，饼干里有大麻，两个朋友不知道，吃了，饼干发出一种特殊的香味，他们吃了很多，离开老外家时，才发觉不对劲儿，一个拼命地哭、一个止不住地哈哈大笑。
    何勇说他不吸毒，怕吸毒后浑身软绵绵无法演唱，但有的摇滚乐手吸，而且瘾极大，一天不吸都不行，被逮住后关了7天，放出来时剃光了头。
    “为什么要吸毒呢？”
    我问。
    何勇说，“好奇呗，这跟人们要去抽烟要去喝酒的心理没什么两样。”
    等他吃饱侃足后，栗宪庭打开卧室的灯，为我采访何勇提供一个安静的地方，何勇不得不脱下靴子走进另一个空间，他环顾整洁淡雅的布置，说：“看样子老栗有女人啦，这个房间给人温暖的感觉。”
    我们在厚厚的地毯上席地而坐。
    “给《钟山》写？那是个很好的刊物。你要写摇滚，这帮人，多难写啊！”
    他一改那没心没肺的样子，竟有些为我着急起来。
    “是啊，比如找你就很难……”
    “是，我不愿谈自己，如果不是老栗，我不会来，。谈自己，谈经历，等于得花时间重新思考自己走过的路，太累，所以我不愿谈。到时候我写一下自己的简历，再拿我的歌词、录音带给你，你挑着用，行吗？”
    “不谈自己。那能否谈谈别的乐队？”
    “不谈，谈这些干嘛？”
    “有位音乐评论家说搞摇滚的对自己很负责任，比搞流行音乐的人刻苦，是这样的吗？”
    “不知道，反正我不是，既不刻苦，对自己也不负责。”
    “你花多少时间在创作上？”
    “很少，主要是睡觉、喝酒、找姑娘。”
    他回答问题时不停翕动着鼻子和嘴角。
    他在父母面前会不会也这么倔强？
    “你父母就你一个孩子？”
    “对。”
    “你这样没有固定的单位，他们怎么看？”
    “嘿，他们拿我没办法。正是他们跟我的对立，才使我更坚定。”
    “你靠什么谋生？”
    “演唱和版税。”
    “演唱与创作相比，哪一种更快活？”
    “创作。当我创作完一首曲子时最快活。”
    “你那首《垃圾场》里唱‘吃的是良心，拉的是思想’，是怎么写出来的？”
    “没什么，就是一种感觉。”
    “摇滚给你带来了什么？”
    “让我能去英国。”
    说完，他笑了。
    “为什么让你去？”
    “他们觉得我很戏剧。”
    “哪个乐队给你伴奏？”
    “我用录音带，自己弹吉它。”
    “你相信爱情吗？”
    “相信……”
    回答得很快，灯光下他微笑着，一改原先那拧劲儿，神情温和。
    “至今为止，你一共创作了多少曲子？”
    “20多首,有9首编入个人专辑，已经录制完，因为与制作商有些摩擦压着没发，从英国回来后就发行……我先出去一会儿，他们说的事我得听听……”
    他边说边跑到客厅，连鞋也不穿，坐到客厅沙发上，加入牟森刘炜的谈话中。
    他们都笑他边接受采访边听客厅谈话，心不在焉。
    他在朋友中的如鱼得水与接受采访时的拘谨僵硬判若两人，正如他可以滔滔不绝地开侃也可以笨拙木讷。
    你对他毫无办法，只好说他还是个孩子。
    两天后，我采访别人时顺便去他家，正巧他在，没有办法不让我进他的屋。
    屋里到处一层土，乱得可以，终于让他翻来翻去找出几首歌词，并听了他的录音。
    他的录音机破得转速都不对劲儿，虽然只听了一小段，但已经使我感到与众不同，是那种很放开的唱法，急躁的但吐字清晰。
    他掩上门调低音响，以免吵了住另一屋的家长。
    我看他其实是个乖孩子，尽管他曾在公众场合把别人正在播放的磁带拿掉换上自己的录音。
    我还注意到他有很多书，其中有米兰・昆德拉的，王朔的，宋词。
                              第三章  京城摇滚人    1992年春天我在圆明园艺术村采访，听画家说村里还有一支摇滚乐队──晚间新闻乐队。
    一年后我应《钟山》王干先生之约写北京的摇滚，想起这茬儿，首先就奔圆明园去了……   “中国摇滚日”
        我跟圆明园艺术家们的关系，恐怕是我这辈子人际关系中最轻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