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后的浪漫

    问他来北京不回去工作父母反不反对，他说：“他们没有办法，任我去。在家里我最小，上面哥哥嫂嫂一大排。”
    “你妻子也不反对？”
    “她倒同意，她自己也想出来呢！”
    “你让她出来吗？”
    “不行啊，她一来，我们就得为糊口而奔波。自己的糊口都成问题的人怎么还能再带老婆呢？”
    走前，我让他在我的笔记本上签名。
    签完，他笑着把本子递给我，我一看，也笑了──魏林：圆明园艺术家村74号──我倒真想试试写艺术家村邮递员会不会准确无误地将信送到他手上呢。
    离开时，我去看了他煮饭用的灶──用砖头码起来的。
    砖头已被烟熏得很黑。
    灶旁有一大堆刨花。
    不远处传来一群猪饱食后的哼哼声。
    魏林参加过两次画展。
    一次是参加高山组织的“六人画展”
    ，另一次是在皇冠假日饭店国际艺苑举办个展。
    两次画展均未卖出画。
    22岁的小田一看就是个苦孩子。
    不知道他爱恋的那个女子为何不疼惜他，据说相思的痛苦煎熬了他很久。
    他住在远离大家的湖边。
    每当黄昏到来，他独自在碧绿的湖边漫步，在茂密的丛林里听布谷鸟的啼叫……回到空荡荡的屋里，一人面壁，继续咀嚼孤独的滋味，这时，他会听他最喜爱的《圣母悼歌》，让纯净、柔婉的歌声带来温暖，带来宽慰。
    圣母是所有苦孩子的归宿。
    他的画不属于尽情发泄的那种，他的画里有一种顶礼膜拜的宗教情怀。
    那些天空昏暗地面浑浑然的景观中，或者一条通向远方的大道上，永远有一本厚厚的打开的书悬浮着……他是陕西乾县人，19岁就来到了北京。
    开始在《中国美术报》社当编辑，报纸停刊后，他来圆明园住下。
    读书、思考、画画、去北大食堂吃饭，过着象学生一样的生活，唯一不同的是他得自己想辙养活自己。
    他把自己养得营养不良、发育欠佳。
    他每年只在春节时回一趟家。
    母亲非常挂念远在异乡的儿子，写信时详细地问他住什么样的房子、睡什么样的床，每顿吃些什么，他的回信永远是告诉母亲一切都很好很好。
    生活有多苦，只有他自己清楚。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然而米兰・昆德拉又说：生活在别处。
    他说圆明园没什么好写的，因为搞艺术的人就是这么生活的，象美国的格林威治村、东村等等，他认为圆明园艺术村与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但是我不推崇他们，也不加入他们的行列。包括西方某些著名画家的作品如鲁本斯的纵情、劳特累克的红磨坊系列甚至毕加索，我都不喜欢，不喜欢那种对生活的挥霍。与他们相比，我更喜爱凡高，凡高他是虔诚的富有激情地去颂扬生命歌颂大自然，凡高是真正的艺术家。”
    小田曾经与80年代末张大力、牟森、王德仁那批盲流艺术家有过接触，“这两拨人简直是天壤之别，张大力他们当时苦得很，几乎是吃了上顿愁下顿，房子住得又破又小才几十块钱的租钱，哪象圆明园这拨人，感觉一个个都挺阔绰，住这么大的房子，还有酒喝。”
    所有的画家里，他最平静与顺从。
    好象他对生活的要求只是吃饱就行。
    已经有３个月没有接到编稿的活儿了，“实在没钱时，我就卖画。”
    他比他的同龄人要成熟得多。
    平时，他与房东的关系处得很好，晚上房东还来他房间里下下棋。
    他也与村里的个别画家来往，比如跟方力钧下棋、与老弓一起在湖里游泳什么的。
    他很少进城，“我一进城就晕眩。”
    村里画家都叫他大拙。
    他本名张容若，“大拙”
    是他为自己起的号。
    大拙与菜贩子合租一个院，他住一间小屋，每月租金100元。
    大拙的房门上贴着他书写的“藏真精舍”
    ，窗上、墙上贴满了他的书法作品。
    他的画只有一幅，国画，是清淡的山水画。
    大拙说因为眼高手低，所以总不敢画画，书法倒是觉得可以挂出来亮相。
    我看字、画时，他一直埋头在一本日本挂历上写着什么。
    “你这是在干吗？”
    我问。
    “我在算卦。”
    “你信吗？”
    “我信，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大拙是江苏淮阴人，69年出生，虽然只20出头的年龄，但却留着一脸胡子，神情漠然而忧郁。
    他曾是浙江某学府中文系的学生，89年时因言行过激而被关押，出来后他的思想起了极大变化。
    由入世改为出世，去江南五大名刹之一的天童寺出家当了和尚。
    问起他当和尚时的生活，他说：“没意思极了，连法名都与几百年前的和尚相同。生活极刻板。后来我悟出，出家和不出家都同样可以修行。不满一个月我就下山了。”
    接着，大拙讲了许多关于佛教的知识。
    又讲到国画的精深博大，他认为国画必须得人格、学识修炼到一定程度方可为。
    他认为中国传统的东西非常美并一直在苦苦研究它们。
    问他为什么来过“三无”
    生活，他说：“这样生活是很正常的。现在除了大陆和台湾，任何国家都没有户口。”
    他强调说：“我到这里来是来做人的。”
    他家里很支持他，给他提供生活费，“去年我父亲去世了，如果父亲还在，我的情况会更好些。”
    他认为目前他还不能画画，因为他的人格、学识还未修炼到极高的境界。
    众说纷纭福缘门村居委会访谈福缘门村，位于圆明园以南，村里现有常住户669家，共1822人。
    村里许多人家都有自己的私房，来这里租房的人越来越多，租房的人有周围院校的学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画家、木工、做豆腐的、卖菜的，共计500余人，所有房客均要去派出所或居委会办理暂住证，每月交暂住费5元整。
    宋凤英（女，50多岁，村居委会委员）：“这些画画的男男女女住在一起，有的人我也分不清是男还是女，不过，虽然打扮很怪，但挺文明的，对人非常和气。”
    王春兰（女， 50多岁，村居委会委员）：“我原先是鹿林的房东，现在是魏野两口子的房东。有时候，我也去看看，发现他们好象没什么钱。有这么多画家到我们村来，我们很高兴，我们村子里还很有几个名人呢!象丁方、方力钧、还有鹿林。”
    房东的看法张宏野、郑晓chong 的房东找起来最容易，因为房东与房客同住在一院。
    那天，房东老范正在马厩给两匹马喂草，“这马是我儿子的，我儿子在环卫局开车。平日里这马跑运输，拉拉砖什么的，还得雇赶车的呢，村里人都不兴整这个了。大家都有工作，我们村５年前就转为城市户口了，什么商业局、环卫局都有村里的人。”
    谈到村里的画家，老范说：“画家前几年来的少，今年来的最多。长长的头发，头上还扎着个辫子，嘿嘿嘿，挺逗的。看他们都挺穷的，有一个画画的，裤子上破个大洞，还用别针别起来，穿着在村里走来走去，这样的破裤子，搁我们早扔了，他们还穿着……你是他们的领导吧？来看看他们的表现怎么样是不？他们都不错，怪可怜的，每天就喝自来水吃面条。”
    “您一家对他们很照应，他们很感激。”
    老范嘿嘿一乐：“邻居嘛，没事儿，和气才能生财。”
    如果想写出真实的我们陈淮东（69年生，来自新疆，91年7月来京，租西苑娄斗桥民房一间，自由职业画家）：   “有关圆明园艺术村的报道我全看过，太不尽人意了。艺术村有些人很不错的，有自己的想法，而报上把他们说成是盲流我很反感。应该严肃中带点幽默地来写他们，而不要象开玩笑似地糟踏他们。请原谅我对你的毫不客气。你如果想写出真实的我们，就得在村子里住两个月，体验体验这种生活。“我和他们一样是‘夹板人’（就是在夹缝中生活）。以前在家时，我们外观上是不自由的：父母管着，领导管着。现在我们表面上自由了，心里却有种说不出的苦恼，同样感到不自由──首先没钱就不自由，社会的偏见也使我们感到苦恼。”二十年代就有盲流刘伟（68年生，沈阳人，两个月前搬到艺术村，自由职业者）：“88年，我从辽宁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业会计专业毕业。来京前，我在《东北经济报》当了一年记者，89年11月《东北经济报》停刊，报社给了我们每人2000元遣散费。以后我就来到了北京，来北京大部分原因是为了女朋友。我的女朋友现在北京读大学，她是从内蒙考来的。说起来也很有意思，小时候我曾在内蒙待过８年，那时候我就梦想过，长大我要与蒙古姑娘结婚，89年我去了一趟内蒙，很偶然地我和她遇见了，而且都回忆起小时候曾见过面……我是因为爱情到北京的。“报社给的遣散费早就花光了，91年我与一帮人一道为台湾节目主持人凌峰写脚本，他给我们租房子，发工资，视脚本的好坏发奖金，后来因为有磨擦，我退了出来。然后，又在刘绍棠办的文学协会搞的文学讲习班给人讲过课，与人一起办过公司。92年4月，我搬到艺术村，想玩玩，交点画家朋友（对画家我一直很偏爱），我和他们一样都是自由民嘛！另外也想搞出点好诗来，我觉得中国当代诗太刻意了。最近，我一直在北大干活，帮人抄稿，千字一块五，无所谓，生活嘛，村里还有位云南来的写小说的，在搞校对，千字三块。桥那边还有一帮搞摇滚的，‘晚间新闻乐队’，以前都是海淀的混混，富得很，大把大把花钱，自从迷上摇滚后，变得很安分，但也穷了，连把吉它也买不起，他们那把吉它残破不堪，后来我将我那把‘红宝石’给他们玩……“流浪这种现象，实际上我们国家早在20年代就有，那时北大红楼不就住过沈从文、胡也频这些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