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后的浪漫

    但是，我突然想起，去投入爱欲吧，让那种慰寂来了却我们悲苦的一生……我问他：“你失恋过吗？”
    他不回答，说：“这是有天晚上看《聊斋》电视剧，又喝醉了酒时胡写的……”
    他又说：“这种胡言乱语多着呢，你想看的话我还有。你问失恋过没有？怎么说呢……饥饿时的感觉就象失恋。”
    张宏野，有一口浓重的乡音，他比郑晓  大一岁。
    他画油画。
    住一间10平米的屋。
    床头整齐地摆了一排书，其中有《德拉克罗瓦日记》。
    他抽烟时拿出一张小纸片，往小纸片上放点烟叶末，这烟叶是他从东北带来的，很快，他点燃了卷好的烟，“这样又便宜又够劲。”
    张宏野与郑晓chong，跟房东一家同住一院，关系处得特好，令画家们羡慕。
    张宏野说这都是因为房东老太太为人特善良的缘故。
    比如他洗完衣服晒在院里，老太太看看觉得没洗干净，又帮他重洗了一遍；小郑要焊人体支架，老太太就带他跑很远去女儿厂子里焊，分文不收；老太太常常送饺子大饼给他们，说看他们整天吃清水煮挂面怪可怜的。
    在老太太带动下，老太太的丈夫、儿子媳妇包括孙子对他们都很客气。
    “你们雇模特儿，老太太干涉吗？”
    “不干涉，她还来看呢。”
    不过，她也问他们：“怎么不给姑娘穿点什么，多寒碜！”
    他们则回答：“现在天热，不穿衣服，等冬天时，一定给她穿上衣服。”
    “哦，那行那行……”
    村里年龄最小的要算李兴辉，他生于70年，云南昆明人，回族。
    小小的个子，留着齐肩的黑发。
    说带乡音的普通话，嗓音很小。
    第一次去他家，是星期天，家里聚着一帮人喝酒，有他的女友、在京的朋友及村里４个画家，桌上有５个菜已吃得精光，但酒还是无止境地斟满、喝光、再斟满……第二次，是在大东家看见他，我说去他家看看，他有些犹豫。
    路上他告诉我，他去大东家是准备煮挂面吃的，他又没钱了。
    那天，我给他两个粽子充饥。
    因为无钱开饭，没有人来，李兴辉的家立即变得空旷、冷清。
    “红缨”
    在桌上躺着。
    一盘蚊香无声地燃着。
    李兴辉毕业于美术装璜职业高中，毕业后分配到邮电公司美工室，但他没去报到，“家里气得要命，我当时只想画画。”
    他任性地走上了自由职业画家的道路。
    几年时间里，他跑遍了云南省的各个地区，还去了四川、贵州、浙江、西藏、上海等省市自治区，他身背画夹和吊床，白天画画，夜里困了，吊床往树上一挂就睡，这种流浪生活他称为“边走边画”
    。
    他曾在电视台、装璜公司干过临时美工，开过饭馆，日子虽然宽裕，但不能一心一意画画。
    于是他来到了艺术村。
    “其实，我家里的情况很不好，父亲一病就是多年，今年年初去世，一直是我母亲支撑着这个家。我这样不工作，母亲很无奈。我的女朋友还好，她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她虽然还是服装学院没毕业的学生，但在服装设计上已经小有名气，马上要举办个人服装设计展览。”
    他自己则办不起展览，魏林在皇冠假日饭店办画展时曾拉他一起参加，因没钱出场租费，他只拿了两幅参展。
    他表示要尽量多画，然后卖画。
    他画一种色彩鲜艳人物蹦蹦跳跳的油画。
    一进岳敏君的画室，我就被他那靠墙而放的一幅幅油画逗乐了。
    天安门城楼下，男男女女们嘻嘻哈哈笑着，仔细看去，是艺术村叶友、徐一晖、张红波、鹿林与他的女友的夸张变形。
    这些画岳敏君称之为玩笑现实主义。
    他说：“画笑非常有意思，过瘾。”
    他在画这些画时也常常是边画边哈哈大笑。
    笑过之后，他说现在正在考虑是不是放慢速度，因为造价太高，每幅画光材料费就得花去100多元（他画的是3×2米的大油画），为此他每月得花400多元。
    面色青黄的他感叹道：“生活不容易！”
    他曾在北大校园卖过西瓜、煎饼，并介绍说在外面卖不完的瓜只要去北大卖，保你剩不下，北大学生花起钱来想都不想就掏出来了。
    岳敏君生于62年，89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油画专业，毕业后在华北油田工作。
    在单位觉得没意思，于是请病假出来，与妻子天各一方地生活。
    来京后，先在红庙借朋友的房子住，３个月前，来艺术村玩，觉得这里不错，“气氛好，房子也大”
    ，立即搬了过来。
    他与另外两位画家合租一院，每月房租共250元。
    两位画家，一个是刘伟，30多岁，画油画，曾是岳的大学美术老师；另一位是杨绍斌，63年生，河北人，画油画。
    因资金短缺，无以为生，现正在燕山打工，准备挣笔糊口费再回到村里画下去。
    一天中午，太阳很毒，我坐在徐一晖阴凉的屋里，等着太阳小下去。
    蓦地，一道强烈的光射进屋内，就有一个小伙子闯进来，急匆匆地说：“徐一晖，借你的颜料使使。”
    徐一晖笑了：“你他妈的找错了人，你看看我画画吗？”
    后来我去魏野家，他也来找过颜料，魏野问他干吗这么着急，他说：“今天突然想画画了。刚从家里探亲回，手头没颜料。”
    这是个光头年青人，高高的个子，眉清目秀（很英俊的那种）属于特好找媳妇的主儿。
    他叫郭健，30岁，贵州都匀人，当过３年兵。
    89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美术系油画专业。
    在校读书时，他就走访过该院前几届分配外地后不离京的毕业生，觉得那样的生活很不错，于是毕业前请示父母能否也这样生活，家里平日很看重他，算是同意了他的决定。
    毕业后，他被统一分配到贵州省教委，教委又将他分到一个工厂，他没有去工厂，而是回到北京，过起了“三无”
    生活。
    父母见他真的不工作了，心里也想不通，但又不好发作。
    他没有开口找家里要过钱，可做父母的总是主动寄钱给他。
    他用高丽纸画国画，说这种纸便宜，才３毛钱一张。
    艺术村人普遍用它作画。
    郭健的画一张也看不到，他说每画出一张，满意的就拍成照片，然后毁掉。
    他有几十张作品的照片，其中一幅描绘贵州当地七月十五“鬼节”
    的风俗画，，无论是线条还是色彩、构图都很见功力。
    我尤其被画上那种鬼气森森带有宗教色彩的神秘所吸引，他说，这幅画是几年前的作品，已被人买去。
    “卖了多少钱？”
    “几百块。”
    “美元？”
    “不，人民币。”
    郭健与张红波、肖国富、王强夫妇合租一个院子。
    张红波，66年生，贵州人，苗族。
    89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史论系，这位留着薄薄长发的青年敏感而机智。
    他曾经就中青报的那篇文章发表议论，逗得一位刚搬来的女画家云虹乐不可支。
    他先背文章中李兴辉的一段话“北京市民欣赏层次比较高，在这里和外宾接触的机会也比较多，要卖画也相对容易一些”
    ，然后评论说：“到下个月，李兴辉的房东就该涨房租了，因为他的画卖得很容易。”
    他说话较慢，带着乡音的普通话喜欢在句子末尾拖出一个长音，这个长音使他说的任何话似乎都有一种哲理。
    笑完李兴辉，他又笑“郭村长”
    ，说艺术村的人再也没人喝酒了，因为他们看了报纸后都“惊呆了”
    （从报上的"饮酒人惊呆了"引申而来）。
    他与王强合编了一本油印诗集《大骚动》，集子里有他（笔名:寡妇）一首组诗《吻割太阳的黑发》，诗中说：“流浪者的居室是岸礁绽开的缝隙……”
    一次我说到“流浪艺术家”
    ，他立即纠正道：“我认为我们的所谓流浪，应该是哲学意义上的心灵的流浪。”
    红波的画没有他的诗好懂。
    他的画里，人的头部都是一个没有五官的浑圆的球状物，问他为什么这样画，他狡黠地笑笑：“因为我不会画人的脸，也因为我不知道该把人画成笑好还是哭好。”
    有张画，索性连头部都没有，只有一个大屁股冲着观众，题目叫《内侧》。
    他还爱把人的手画成蹼，让女人长四个乳房，乳房由五颜六色的经络组成……毕业那年，他也分配到贵州省教委等着二次分配。
    一直找不到满意工作的他，只好漂泊异乡。
    在北京他住过很多地方，最后还是钟情于圆明园，“我不喜欢都市的那种喧嚣和世俗。”
    他的同学中，很多人都留在北京，这些同学热情地帮他度过一次次难关。
    “若有朋友来看我，我将朋友们带到餐馆，结帐时，我说：‘你们付钱吧，我没钱’，于是朋友们就付钱……”
    几年的漂泊，教会他用“事情总会有办法的”
    办法来应付一切。
    92年6月19日至25日，“圆明园艺术家伊灵、红波、李益、梁伟画展”
    （后二人不住艺术村）在北京音乐厅画廊展出。
    这是首次以圆明园艺术家为名举办的画展。
    画展的前言是红波起草的──圆明园以废墟的姿态讲述了一个寓言。
    她本身的存在就是多种文化在这片土地上苦难历程的代言人。
    在这里，一群来自不同地域的艺术家聚居。
    穿越喧嚣的人群、尘埃的都市，执着于艺术的神秘光辉，体验生存与创造的甘苦。
    艺术包融了人类一切情感，正是这种宽容精神，使这片土地复苏生机。
    画展仅是一种呈现，一种窥视社会和自身的途径，此时，我们正坦诚地面对大家，因为我们知道，在北方炎热而干燥的季节，一滴水就是一个传奇。
    这次画展得到了台湾导演刘维斌、香港导演李瀚祥、台湾影视制作人周令刚、建筑设计家梁铭远以及北京朋友赵明先生的赞助和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地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