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女谈往录

老辈子也是家常用的，上不了大席面。这也都是摔剩下来的单只儿，要是‘成龙配套’，也留不到今天了。”说着又有点黯然。我连忙岔开，张罗着要给她洗碗，她推辞着收拾走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找到了一个代课的机会，有了食宿之地，就搬离了“公寓”。当我再见到老宫女的时候已经时隔8年，在金易兄的家里，她已为金夫人带小孩。 
  在“公寓”这段时间里，寂寞比困窘更为恼人。幸好几位同窗好友，时来小坐，可略破沉寂。金易兄自是常客。有时金夫人(那时还是爱侣)偕来。清茶淡酒，言笑宴宴，还有点“同学少年”的风采，我就教不久，金易兄成婚，两地相距不远，我还是时常过访。他与我有同好，读书、买书。措大买书，只能穷遛，靠发掘，逛冷摊，找俏货，要好而不贵。偶得一册，欣喜莫名，不啻拱璧。我们的过从，常以此相互炫耀。我到他家，寒暄一过，先奔书架，后奔床头。搜捡一番，便知道他近日读何书，得何书。因为他治学的书、新得的书在书架上，而旁搜博览的书都在枕边。有时翻到闻名未见或心慕已久的书，我便坐下看，金易兄也就继续做他的事。宾主不再交言，直到金夫人留饭，我悟到时光不早，尚有事待办时，才“啊也”一声推车便跑，因此常为金夫人笑为怪诞。但无事时也就留下来。金易兄喜于正规读书治学之余，博读一些掌故、风土、轶闻、考据之类的东西。所谓“杂学”积累得很深厚，所以他才能“识货”，才能写出《宫女谈往录》来。 
  当年在“公寓”过从之时，我一定向他谈到过老宫女的事，所以我在他家碰到老宫女时他说：“认识吧?”我当然认识她，但她却不认得我了。介绍了过去，她才恍然。她只身佣工，那两位“活宝”呢?我没有敢问。只是称赞她挺硬朗，实际上她老了。看来和主人相处还好，金夫人很宽厚，而金易兄探得了宝藏。金易兄这样称赞老宫女：“她肚子里的宫廷掌故可真不少!”“老人家记忆力不错，几十年前的事还清清楚楚。就是得耐心点听，说着说着这个，一下子岔开十万八千里，你得想法把话头引回来。不过岔开的也不是废话，只是另一件事，也满有意思。”有时他也慨叹：“验证起来，笔记、琐谈之类所说的宫廷事情不能据为信史，有的是以讹传讹，更多的是想当然耳。”这显然是他从老宫女的第一手材料验证出来才有的感慨。 
  我觉得金易兄的成书是很有意义的。至少记的是身经目睹的过来人语，拘限于地位，耳目所及，所言可能有不尽但是没有不实。老宫女的回忆究竟给后人留下一份可信的资料，不是变形以至变质的赝品。想来老宫女如不是火化，早已“墓木拱矣”，地下有知，也可欣慰吧! 
 
 
                                    
     附一：我所认识的“老宫女”刘曜昕(4)        
  
  
    
   
附一：我所认识的“老宫女”刘曜昕(4) 
   但我认为金易兄的功绩是大的。宝藏固足珍惜，但识宝、开掘的人更可崇敬。一位文化水平素质不高的老人是“话”不出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样宏篇巨著的。这里可以想见作者的学识和素养。首先是“识货”，能从一个老保姆的片断的言词中看到它的价值；其次是深入地开掘和探索。这两者都必须是行家里手才能做到的。看来金易兄的“杂学”起着决定性作用，就仿佛是一位地质学者或考古专家。再次就是梳理、剔抉、剪辑又兼备了编剧和导演作用。老宫女所“话”，多珍贵也只是素材。 
  所希望的是金易兄这点心血，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资料和掌故，更希望能引起那些热衷于宫廷何如者参证，不要只凭“想当然耳”来编造“神”话，贻误后人。 
 
 
                                    
     附二：相濡以沫五十年(1)        
  
  
    
   
附二：相濡以沫五十年(1) 
   回忆和金易在一起的日子 
  沈义羚 
  一、在北京大学 
  1939年，我从女一中毕业，考进北京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我认识了金易。他学名王锡，河北玉田人。当时班里有不少是冀东一带的人：刘曜昕是丰润县人，徐守忠、苗贞华是武清县人，仇焕香是顺义县人……听说他们曾结拜为义兄弟，人称“北大七子”。后来他们还组织了“诗词研究会”，会员扩大到半个班的同学，也有女生参加。 
  我记得当时搞过一些活动，如参观故宫博物院，到储秀宫看为西太后六十寿辰写的《万寿无疆赋》，有陆润庠写的，还有……据说慈禧并不满意。还访问过研究《红楼梦》的专家学者俞平伯。那天不巧俞先生因事外出，我们却有幸见到了俞平伯的父亲――翰林俞陛云老先生。俞老身材不高，微胖，头大，说话十分客气有礼貌，一句一个“小儿平伯”，令我们这帮大孩子忍俊不禁，竟大笑了起来。 
  我们还走访了沦落在民间的一位老宫女。她住在景山东街里的中老胡同，离北大宿舍很近，是工友老李给介绍的。他和老宫女住一个院，是街坊。我清楚地记得访问时间是霜降前后，地上已见冰碴，她屋子里生了炉子。屋子不大也就10来米，是间西房，有些老式旧家具：南墙是个黑漆大躺箱，想必是当年为西太后赠她嫁妆而置买的；北墙是一对双层壁柜，什件(铜活)擦得锃亮；一张榆木擦漆的八仙桌，两把靠背椅；条案上是座钟掸瓶、帽镜、帽筒……一个典型的老北京人之家。她给我们沏了一壶茶，是我们带去的高碎(茶叶末儿)。老宫女有50来岁，面孔似黄白镜子，头发开始花白，穿青布裤子、蓝布褂子，脚上已穿上青绒毛窝(骆驼鞍棉鞋)，给人一种很干净利落的感觉。她说话慢条斯理，不高声，不抢话，耷拉着眼皮，不直视人，带着青年时在皇宫里训练出来的习惯。她简单地告诉我们，她能看见的，如早起上朝前她伺候一袋烟，她怎么点烟，还比划了姿势；一日三餐的排场，她只是远远地看见，因为由太监伺候；夜晚睡觉如何设防，轮到她值勤时就躺在西太后的脚底下的地上；宫里没厕所，太后怎样接溲(大小便)。“传官房”就是拿便盆，便盆什么样，里面放檀香木的末以防臭味，便盆由小太监顶来顶去…… 
  很快一个多时辰过去了，工友老李向我们使眼色，意思是该散了。我们很满意，因为我们知道了一些书本上没有的、官方文献所没有记录的东西。她是她所经历的那个年代、那段历史难得的见证人。这就是我们初识老宫女的也是北大生活印象之一。 
  二、毕业即失业 
  在北京大学四年的求学时间里，我和锡常常在北大图书馆(北大红楼北侧)里看书、翻阅资料、择录要点，为撰写论文作准备。这个图书馆渐渐成了我们俩感情接近的地方，直到大学毕业前夕我们结婚。我们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语言，我们是幸福的。 
  但是在解放前，两个大学毕业生都很难找到工作，毕业即失业。我们到处奔走，托遍亲朋，然而谈何容易。教书的脱掉长衫去拉洋车(人力车)、卖烟卷；行人手提什物被叫花子抢走，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 
  我们怎么办?读书人爱书如命。我们只有一些书，忍痛割爱，卖书!先卖夫妻俩各有一部的史记、说文、鲁讯全集(单行本)，卖一套，留一套。当卖郑振铎的插图本文学史时，何等令人心酸!书卖了不少，不能再卖了。又卖结婚戒指，怕母亲伤心，就偷偷换个包金的戴上。还卖什么?卖结婚时亲朋所赠的礼品，艺术台灯、玻璃砖大花瓶，再往后真没什么可卖的了，竟把能装4斤日本清酒的大洋瓶子卖了，一个4毛钱，换点切面以糊口。这是我们结婚后遭遇的第一个贫困苦难高峰。 
  三、日本广岛之行 
  就在这最困难的时刻，北京大学当时的校长钱稻荪先生举荐王锡，以北大高材生的名义赴日本广岛文理科大学任教。当时我们想，东渡扶桑也许是条求生之路呢!然而我们错了。广岛之行给我们后半生播下了万颗不幸的种子!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男人出征，遍地寡妇，人们的生活是百分之百的“配给”。我们在广岛的日子里，没看见过什么食品、日用品，商店都上着板，不营业，没东西可卖，市面萧条极了。我们的长子因严重缺乏营养而致残，造成我们终生的遗憾。当时我们心中默默地想：回国吧!离开这“荒凉”与“贫瘠”的土地!离开这个“女人国”，离开这个后来遭受灭顶之灾的不祥之地――广岛。 
  母亲的一纸加急电报“母病速归”，救了我们一家三口。当美帝国主义向日本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的消息震惊世界时，我们已平安地回到祖国，回到了家乡北京。我们幸免于难，母亲旋也病愈。 
  40年后的1984年，就在中日邦交正常化12周年到来之际，受当时我们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的邀请，有3000名日本青年朋友来中国访问，到北京欢聚。其中日本广岛文理科大学的数名学生还被请到我家做客。当时欢声笑语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