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传

宋子文成立“税务警察总团”，邀孙出任该团“特种兵团团长”。
“八一三”淞沪战事，孙的税警第四团，参予是役，在温藻滨[13]中弹负伤，送香港养和医院医治。“新税警总团”在长沙成立，孙重任团长，后调贵州都匀驻防。
一九四O年十一月，税警团改编为新三十八师，孙任师长，翌年远征缅甸。滇缅战役中，仁安羌解救英军，打通雷多公路，反攻缅北，被誉为“东方的隆美尔”，获英国皇家勋章。
缅北战争获胜，升任新一军军长，抗战胜利后奉调东北，曾任第四绥靖区长官兼长春警备司令。四平、长春之役后，因与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意见不合，解除兵权，只身南下。
孙离开东北，心情抑郁，意兴阑珊，最不甘心的，是受黄埔系的排挤欺压，不久调台，任编练司令，负责
新兵训练。大陆沦陷，蒋重整旗鼓，申“明耻教战”的决心，且为了争取美援，确保台澎湖，打出孙立人这张己冷藏的王牌。一九四九年，任命孙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台湾防卫司令。第二年三月擢升陆军总司令兼保卫总司令，一九五一年晋升陆军二级上将。
孙立人的处境，自美学成归国那天起，的确备尝嫉妒倾轧之苦。国军将领中，有留日派、保定和黄埔系，惟留学英、美，形单影只。假使，不是宋子文成立税警团，孙立人可能毕生从事军事训练，斯人憔悴，没有和盟军并肩作战的机会，孙亦不可能脱颖而出，中外驰名。那位西点军校出身的温应星将军，当了一阵税警团长，即消声匿迹，五十年代，参加香港的第三势力，和蒋先生隔海对抗，就是最好的例子。
孙的学识，卓越超群，这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变成他的负数(liability)。蒋在一九四0年前，不让孙入野战军，带兵作战，多半基于现实形势的考虑。这一点，我们要承认，蒋作为最高领袖，权衡人事的综合平衡，有其过人之处。
据一位跟过孙多年的老部下说：“孙是个非常优秀的带兵官，但是位很坏的领袖。”[14]讲人际关系，和他的同辈，几乎没有人可以和得来。任陆军总司令期间，每周军事汇报，从来未准时出席，其理由非常可笑：“他不愿意向周至柔总长敬礼，迟到能避免，因为，总统已在场。”[15]
孙之傲慢，固有其理由，主要看不起他的一些同僚，认为他自己鹤立鸡群。也可能当时的情势，特别美国恢复军事援华后，制造他“非我莫属”的优越感。诚然，孙有学识，也有战功，是蒋的爱将，美军的宠儿，但孙是台湾整体里的个体，不能与人和衷共处，就会孤立无援，且遭致群体的打击。《孙立人在台兵变经过》一文，有如下生动的描述：
“当陈诚任行政院长、周至柔任参谋总长、王叔铭任空军总司令、桂永清任海军总司令时，屡当蒋介石召开会议时，陆军总司令提出的问题或意见，总是遭到了三票对一票的否决，有时弄得蒋介石亦左右为难。例如空军与海军提出，在防卫台湾及反攻大陆的战争中，空军海军如何重要，如何优先，须获得优先装备，反正是一切优先。又如空军提出，空军官兵的待遇要超出陆军两级，飞行员待遇，要超出陆军十倍，空军官兵要新式美观服装。海军提出，海军是国际兵种，须按国际标准待遇，一般官兵要超陆军一级，另有航海津贴，要有海军自己的舞厅、歌厅等。以上诸不平等待遇，二十年后的今天，仍是外甥提灯笼（照旧）。可怜的陆军，四面是海，可怜的总司令，孤掌难鸣，陆军提出的许多问题，都遭到空海军的联合杯葛、阻碍。有时老孙气急了，就在会议上向老蒋报告说海军、空军如何好，如何、如何行，那末请总统将陆海空三军测验一下，比一比，看究竟哪一军好。先从我们三军总司令考起，比文也好、比武也好、比立正稍息也好、比x+Y也好，由你们海空军决定好了。象这样情形，最后还是由老蒋打圆场，至于老孙在老蒋面前请求批准进军校再受训一词，更是家常便饭。由此可见老孙与陈诚、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等高级将领间之矛质多深。”[16]
已四面楚歌，腹背受敌，他却犯着更致命的错误，和小蒋为敌，以陆军总司令的地位，抵制经国的政工制度。
一九五0年十二月，孙立人召开的“新年第一次年终扩大良心会”，“让许多高级长官来听取士兵们的良心话。”孙致词说：“现在社会黑暗，人心不古，不但做事骗人，说话也骗人，所以社会动荡不安，就是彼此不能开诚相见，埋没了良心之故。”[17]
“良心会”的用意，也许不坏，但经国觉得，孙立人捞过界，这本来是该政治部发动的事。经国反击，推行“庆生会”，孙、蒋较量的火药味，乃全面扩散。
美军顾问团长蔡斯，他是带了支票签字权的美国大亨，负责台湾的军援执行，颐指气使，法力无边。早为蒋先生和经国所不满，孙、蔡不谋而合，蔡斯也主张撤消军中政工制度。经国疑神疑鬼，迁怒到孙的头上，认为孙假外人以自重。
蒋先生乃于孙的陆军总司令任期届满，连任一次后（一九五四年六月），调桂永清为参谋总长，孙为总统府参军长，再度打入冷宫。蒋做这样的决定，客观的原因是“狡兔死，走狗烹”，以孙做门面的作用消失；主观的情势，孙犯众怒，易导致内部的不和，且优虑孙为美国所利用，怕祸起萧墙。
孙的想法是“对于钧座尽忠效力，不惜贡献其生命以及一切，冀报万一”，[18]唯才不得展，志不得伸，参谋总长一职，居然，没有他的份，由黄埔系的桂永清，垂手而得，难免气愤填膺，险走极端。
孙是职业军人，“为了自己能独当一面，获得领导权，铲除那些贪污无能的官僚”诉诸枪杆子，原无足为奇。
《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言简意赅，发人深省。
“五十五岁的孙立人，能干、勇敢，是最西方式的事军领袖。台湾很多政界人士，深为不解，孙将军何以能屹立那么久？孙坚信，在现有的领导下，台湾无法幸存，私下谈及大陆之失，纯由于蒋氏坚持，政府私人化，反共大业和他自己相连在一起……。主张面对现实，放弃反攻希望。”[19]
依官方公布的调查报告，以及其它非官方的资料，“孙立人事件”的经过，大致如下：
主犯郭廷亮，三十四岁，原籍云南，税警总团干部教练所学员队二期毕业，时孙任团长。改新三十八师，郭是中尉排长，改新一军，郭升少校营长，一九四八年六月，驻军沈阳，和米店主人白经武结识，经白介绍，与李玉竹女士结婚，白借机“以匪党言论煽惑”。沈阳失陷，郭要求白协助取得路条，白介绍其兄经文，任吕正操部联络科科长，白经文嘱郭到台时，须为中共工作。郭因而顺利离开解放区，经天津、上海转台。[20]
郭到台后，先后任孙部少校营长、陆总搜索组大队长、步校教官、陆总第五署督训组。但“郭在四十三年（一九五四年）八月以前，并无显著或积极之匪谍活动。”一九五四年九月，某晚七时许，有操北方口音的李X到郭家相访，李谓：“白先生要你积极进行，不久他会到台湾来。”郭随即执行所交代之任务，利用与孙多年长官部属关系，在军中联络少尉级军官一百零数人，预备于适当时机，发动“兵谏”。
孙交卸陆军总司令时，曾令陆总督训组副组长于新民造册，把各军师团单位的联络人送孙。一九五四年八月和十月，孙曾两度召见郭廷亮，了解联络进展情况。
从犯六人，为三十七岁的江云锦，曾任陆军官校干部训练总队大队长，“陆总”第五署督训组副组长。“借到部队督训机会，在每一团中，指定职阶较高，学识较优，年资较深之同学为负责人，与部队中之各同学联络。”田祥鸿，三十岁，四川人，任上尉情报官，受郭指示，“把军训班（第四军官训练班）同学联络起来，结成一股力量”，“向政府提出改革事项。”刘凯英，二十九岁，安徽合肥人，供职某部，任第四军官训练班学生联络人。还有陈良埙，三十四岁，福建林森人，孙的随从参谋，和中校督导官李成亮。
六月初，国军在台南地区，举行总统亲校，孙等选定此时，为发难日期。郭廷亮于五月十五日，[21]台北谒孙，向孙报告，XX部队将在五月二十二日至六月二日开始团教练。“此项休息时间为采取行动最佳之时期。”孙本人计划于五月二十五日左右南下，以XXX为指挥所，“将于五月底或六月初有所行动”。
事情发生变的，孙决定于二十八日去南部，但“奉谕”于三十日与蒋先生同坐飞机，郭廷亮则已于二十五日被捕，仅由陈良埙于二十八日乘车南下，沿公路通知各地人马。
六月六日，南部地区七万部队，举行检阅，来宾有专程自南朝鲜抵台的美国第八军军长泰勒中将和蔡斯团长。受检部队，规定晨四时半前，抵屏东机场受检位置。预定上午九时半，正式检阅开始[奇sjtxt.ｃom书]，但延至十一时三十的，始克举行，检阅台前，两度用扫雷器进行反复检查。[22]
一说，孙事机不密，已先后有二十余人，向当局告密，证诸郭廷亮于事发前十二日被捕，情治单位，早掌握同谋人的动态；一说，某炮兵连突奉命携带弹药，引起某炮长怀疑，偷偷溜出营房向政治部主任阮成章报告转报安全局，于是毛人凤奉命专机南下，事败案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