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传

我是时正督策同仁，铲除积习，努力工作，如果外放机会缺少，则将失去一重要的鞭策工具。所以我一有机会，就与吴氏谈司中的工作，又每一人员的学识品格。他是一位有心人，还晓得看点相，有次谈到纽约总领事馆的情形，我指出领事卢心畲有干才，处理内外事务均能恰到好处，他是干焌吉总领事的好助手。我不过是随便谈谈，并没有存什么心，哪知几个月之后，加拿大的多伦多总领事出缺，部中竞求的人很多，他忽然的问我说：‘你看派卢心畲怎样？’
我闻之愕然，他继续说道：‘你不是说他很好吗？打电报问问他的意思如何？，卢某虽因故没有接受，而吴氏的求才若渴可以想见。”[14]
何凤山现退休旧金山，与吴已几十年不相往返，自没有向吴讨好的必要。上列例子，把吴的个性为人，办事能力，勾画得一清二楚。
蒋先生器重吴，显然事出有因。但宠臣与爱子之间，有如鱼与熊掌，选择起来并不容易。派人向吴暗示，只要愿意和经国合作，将以阁揆酬庸。吴坚持“道不同不与为谋的”的原则，断然挂冠。
五月二十四日，即卸职后的第四十四天，偕夫人黄卓群，黯然离台。官方公布的理由，是到爱荷华州格林奈尔母校，接受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并作六次公开演讲。离台当天，松山机场，场面热闹空前，陈诚夫妇以下，五百余人．为这位前主席隆重送行。
吴能离台，若非蒋夫人从中协助，在经国的阻挠下．绝无可能。然而，险象环生，诸多插曲。先取得普通护照，第二天，外交部次长时昭瀛，旋奉命收回，改发公务护照，吴最小的一个儿子吴修潢，时就读台北建国中学高二，不准偕行，在台北姨母家中寄居。七十九岁的老父吴经明先生，同时留台。
吴修潢不准偕行，当局如引用兵役法的条例，自于法有据。有气度的话，未尝不可法外通情，免得落个“人质”的口实。
吴抵美后，有相当程度地克制，没有半句对国府不满之词。
上列事实证明，吴的转变，乃在王世杰撤职案发生以后的事。潘公展说：
“当去年十二月初王世杰先生免职案发生时，因为案情真相迄未公布，以致由台湾、香港不断传来谣言，后来且有牵涉到吴国祯的。我于十二月四日在《华美日报》发表《政风》一文，就说政府如果以澄清政风为急务，则对于案情真相宜有一调查报告发布，‘必如是而后廉洁之士有所保障，贪墨之徒有听戒惧’。‘否则徒使问心无愧者横遭传说之诬毁，而暮夜芭苴，蝇营狗苟者，转得逍遥于法外’。更于同月十五日论根绝贪污之道，有‘法办今日黩职之官，即所以杜异日丑史之重演。惩治已发之贪污，即所以根绝未来之腐劣’等语。可是王案内情的是非曲直始终未为一般人所知，而谣言也愈来愈离奇。于是《美洲日报》遂于一月十三，十四两日也根据所闻的传说，接连发表两篇社论，提出若干疑问。一月二十五日的《民气日报》也有长篇社论《劝吴国桢从速回台湾》。吴氏对《美洲日报》和《民气日报》，都先后有信去声明辟谣，而其一月二十七日致《民气日报》函中，则透露几句肺腑的话，那便是：
‘桢之爱国，不敢后人。桢又何敢从个人一人或一家着想？然而古语有云：事有可行，有不可行，又云：合则留，不合则去，又云：忠臣去国，不洁其名。桢恳请贵报勿逼桢太甚，使桢不得不言所不愿言之言也。’[15]潘公展推断，是‘谣言’、‘逼出’。他原先不愿说的话，颇合逻辑。至于‘政府彻查，未得要领，自拟辟谣启事，又遭台报拒绝’的说法，核对事实，也不尽可靠。
吴的启事，完成于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五日，抵达台北的日期，大约为二十日左右，收件人是时任国民党秘书长的张其盷。广告内容如下：‘桢远在国外，忽闻道路谣传，谓桢苟取巨额外汇，并云前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之去职与此有关等语，查桢此次来美，曾经由行政院陈院长批准，以私人所有台币向台湾银行购买美金五千元，作为旅费，此外并未由政府或政府中之任何人员批准拨给分文公款，桢亦未有此项请求，与王氏更从未谈过去美费用问题，祯闻此谣传后，已于一月二日以党员身分函请张其的秘书长转呈总裁请饬政府彻底查明，公布真相。至桢在美生活，除夏间遵医嘱曾赴美国西部高山地带休养医治气喘外，自十月起即在依利诺州艾凡思顿城公窝旅舍居住，房屋两间另一小厨房，内子执炊，桢自洗碗，以旅费不敷，遂接受各方请求演讲，已接受者约二十余处，每次讲费约四百五十元美金，一面借以维持生活，一面亦以国民一分子资格为国宣传，以演讲关系曾赴纽约四次，旅馆费用，间由请演讲者供给，曾在所谓最华丽之华都饭店演讲两次，广播一次，但从未寓居该处，此间本国侨胞及美国友好均深知悉，勿庸置辩。查桢为国服务二十余年，平生自爱，未曾贪污，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若尚存心混水摸鱼盗取公帑，实将自觉不侪于人类，惟以道路阻隔，深恐以讹传讹，故特启事周知，如祯个人有任何劣迹，敬请国人检举，政府查办。”[16]
这样一则广告，对当局并无冒犯之处，张其盷身为党的秘书长，应立即向蒋先生请示，并力陈拒刊或缓刊的利弊得失，殊料。张是官僚，学会官场的太极拳，将启事交吴父，吴老先生跑遍各报，不得要领。
广告转到蒋先生那边，又认为要“缓下来研究一番”，迟到二月七日，始行见报。
我们推测，当局对吴的情绪，一无了解，也可能忽视了吴的打击力量。吴忍无可忍，再想到留台的儿子吴修潢，放行无期，亲情难遏。乃于七日这天，向台发难，首先应MGN台的电视访问，周后接见合众社记者的专访。
美国的七日，正是台北八日的夜间。台北七日广告见报的时间，美国六日夜晚，吴国桢的消息，不可能这样快，换句话说，他知道这个消息，已明日黄花，否则，这场误会，或许可以避免。
吴之“政见”，共有下列三点：
“（1）除非吾人能在现行政治区内实施民主”，则无法争取台湾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全力支持，更无法争取自由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同情与支持。(2）目前的政府过于专权。国民党的经费，非来自党员，而靠国库支出，目的在永恒一党统治。（3）政治部完全拷贝苏联，若干人士竟认为——‘与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取共产主义的方法’。”[17]
吴的意见，知道内情的人，早见怪不怪，美国公众，当然闻所未闻，经吴登高一呼，美国的大众传播，如获至宝。报纸如著名的《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杂志如《展望》、《纽约客》、《时代》、《新闻周刊》等，无不争相报导。
国外闹得轰轰烈烈，台湾的报纸，只字不提。二月二十六日，身为立法院长的张道藩，始揭竿而起，和吴隔海骂战。
张氏是出名的政坛丑角，和吴曾在南开中学同学，自称是“老朋友”，这天的发言，一面孔的春秋大义，且非常情绪化。指吴“反动”、“狂妄”，上海市长任内，临阵脱逃，反对“耕者有其田”的根本大计等等。周后，张氏余意未尽，公开招待记者，说吴“非法犯纪”，罪名包括：“擅离职守，拒办移交、私自滥发钞票、抛空粮食，并在外汇、贸易、林产等问题的处理上，非法乱纪，专擅操纵，有意的包庇贪污，营私舞弊等”[18]，共达十三条之多。
张带头“提质询”，“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主要向经国表态，所列罪名，也都是秦桧对付岳飞的手段，其中有关“套汇”一条，行政院长陈诚于答复佘凌云委员（立法院第十三次会期第五次会议中）时，已“郑重声明”，“吴政务委员根本无结汇套汇情事。”足见张道藩落井下石的居心。
另一位和张搭挡的是吴的湖北同乡陶希圣，陶撰《两把刀·杀到底》一文，刊台北《新生报》，口诛笔伐，“正气”凛然。
一片漫骂声中，惟独《自由中国》的一篇文章，较为心平气和。
“吴国祯二月七日及十六日指摘政府的话，尚系空空洞洞的词句，如‘不民主’、‘过于专权’，以及‘若干人士竟认为与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用共产主义的方法，等等。这些原属空洞的词句，现在一经张院长的质询，吴国桢己申言要举出事实以支持之。果如此，我们倒是欢迎的。但我们要强调一点，即吴氏如要举出事实，最好是回国来向立法院公开作证，如同一九五一年五月间联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被罢黜后向美国国会作证一样，正在堂堂地说出政见之争何在，并确确凿凿地指出我们政府有哪些不民主的事实，有哪些过于专权的地方，有哪些人认为对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用共产主义的方法……。这样一来，即不说其效果之如何有利于政治民主，就凭这个作证的本身，也可使我国政治向民主前途跨进一大步。我们该还记得，当时麦克阿瑟在其国会作证时所引起的‘杜鲁门麦克阿瑟大论战’，是如何显得民主国家的气派吧！我们对吴国桢作如此希望，希望其回国作证，正可觇验吴国桢的政治道德及其道德的勇气。”[19]
可惜作者虽较台湾报纸的文章，具有理性，却眜于世情。满纸书生之见。吴先生果能堂堂正正地“向立法院公开作证”，他还要远适异邦吗？连出钱刊登广告的自由，如是拖延不决，要最高当局批准，复要求吴有“道德勇气”，岂非强人之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