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圣雄王阳明之悟道

    【王阳明与同学共同格竹悟道；格竹七天晕倒，以失败告终。】
    于是我们又开始翻书了。
    钱明坤指着《大学章句》第五章讲：“你看这句。”
    我一看六个字“即物而穷其理”。
    我也翻到《大学或问》卷下说：“你来看此句。”
    钱明坤探头念道：“即物穷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则也。”
    但如何下手呢？我们又开始翻书了，是我先发现的，这句话其实是小程先生程颐所讲的，是这么一句话：“众物必有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
    我眼前一亮，对钱明坤说：“一草一木，皆涵至理。我们家的竹子多得很，走，从明天开始，我们格竹去。”
    我们欢跃地跳了起来。
    于是第二天，我们便开始格竹，正好这段时间父亲外出不在京师，便由得我悟道了。
    刚开始，我跟钱明坤都兴致勃勃，到第三天，钱明坤便格竹晕倒，这小子体质也太差了。
    我没管他，继续格竹，到第七天，我便精神恍惚起来，先是出现了两个我，继而闪电般地往事从脑海中快速闪过。接下来，两个我开始打架了。
    白衣的我说：“我从小便具神奇的传说，且祖辈也是神奇连连，我必能悟得大道。”
    黑衣的我一阵狂笑，道：“你亲眼见到的？都是乡人无知，以讹传讹罢了。”
    白衣的我坚持说：“我必得大道。”
    黑衣的我叹道：“就算你能得道，是今天还是下辈子，佛祖尚历经千难万险才菩提树下悟道，你比佛祖还牛？”
    白衣的我大叫：“我要悟圣贤之道。”
    黑衣的我笑道：“醒醒吧，孔子五十岁才学《易》，后韦编三绝而成‘十翼’，你比孔子还牛？”
    白衣的我有些没底气了。
    黑衣的我得寸进尺，“那你说你格了七天竹，格了个什么出来？你讲讲！”
    白衣的我无言以对，黑衣的我不停的说：“你敢肯定你是圣人种子吗？你敢肯定你没理解错圣人之言吗？”
    白衣的我头很胀，大叫：“闭嘴！不要跟我说话。”
    黑衣的我才不管，继续说：“明明圣人讲：‘一草一木，皆涵至理’。这竹子既不是草更不是木，你们这两个笨蛋，目标都选错了，从头来过，从头来过。”
    白衣的我已是泪流满面，“天啊，到底是我理解错了，还是我没有这个天分？还是时机不到？谁告诉我，谁告诉我！”
    只听黑衣的我哈哈狂笑，白衣的我拼命地用手塞住自己的耳朵，但黑衣的我的笑声此起彼伏，我再也受不了啦，当场晕倒。
    待我醒来之时，父亲正摇着头坐在床边看着我，问我：“你又搞什么？”
    我便有气无力地跟父亲讲了格物到格竹的过程，然后叹道：“圣贤是做不得的，无需花大经历去格物了。”
    父亲笑道：“你们在瞎胡闹，你们这种搞法是禅门道家的的玩法，儒家并不是如此格物。”
    我问：“那儒家的格物怎讲？”
    父亲把朱子的书翻给我看，在朱子给陈齐仲的书信中他是这么讲的“且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论、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一木器用之间，此事何学问！”
    然后，父亲对我说：“格物的关键在于‘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
    我忍不住道：“父亲，不管怎么说，核心还在于‘明明德’，格物的目的还在于‘明明德’，明德不明，格物有何用处？其他的一切都是虚言，致知才是明理，才是悟道，请问父亲，何为天理？何为大道？”
    父亲张嘴想说话，但最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得叹了口气，转身出去了。
    我躺在床上自期自艾，道若不明，一切都是假的，但道在哪里？我有成圣之分吗？我想起我的传说，心想，也许悟道我从儒家走不通，从佛、道两家或许可以走通，“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嘛。
    弘治十五年，三十一岁的王阳明回到家乡余姚，筑室于四明山之阳明洞。
    这阳明洞在四明山之阳，故曰阳明。山高一万八千丈，周二百一十里，道教第九洞天。
    为峰二百八十有二，其中峰曰芙蓉峰，有汉隶刻石于上，曰“四明山心”。其右有石窗，四面玲珑如户牖，通日月星辰之光。
    王阳明爱其景致，隐居于此。因自号曰阳明。
    此刻，王阳明正在草堂中修习道家的内丹功夫，他在练功前，思绪又翻滚起来
    ……
    话说我父亲自宪宗十七年中状元后，一路官运还是蛮亨通的。先是于当年被授以翰林院修撰，到了成化二十年，仅三年的时间，又被授以殿试弥封官。
    这弥封官是负责将参加殿试考生的试卷上的姓名部分用纸糊上，并写上编号的官员。
    到了成化二十三年，又过了三年，这时我父亲四十二岁，我正好十六岁，也就是我格竹悟道那年。这一年父亲出任会试主考官。
    所谓会试，是指将各省举人汇集到京城进行的中央考试。在会试中合格的考生，被称为“贡士”，这时父亲已有相当的名望了，没想到仅过了一年，父亲便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帝师了。
    这一年，成化皇帝去世，太子继位改元“弘治”。
    本朝皇帝是一位难得的温文尔雅的皇帝，他为人宽厚仁慈、躬行节俭、不近声色、勤于政事、重视司法、言路大开，驱逐奸佞，励精图治，努力扭转朝廷腐败的状况，任用王恕、刘大夏等正直的大臣，颇有中兴之气象。这其中肯定与我父亲有关了。
    因为，弘治元年，父亲便获得殊荣参与编写《宪宗实录》，这可是不得了的荣耀，比一般的史官都要牛的多。
    不仅如此，他于同年出任经筵讲官，负责给皇帝讲读经书，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帝师。
    我这年已十七岁了。这天，我从私塾回家，听父亲与继母正在聊天，我走到窗前，侧耳聆听。
    只听父亲讲：“伯安到京师也已六年了，我的意思是让他回趟老家。”
    继母说：“伯安正在修学的关键时刻，怎好就此放弃？”
    我一听心里一股暖流涌起，看来继母是真心对我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