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册

朱嘉猷掀着长可及腹的白髯，不断摇头，“汤公以悲悯人为襟怀，一心只想救百姓，何曾有半点私心？各位如此度他之腹，真与亵读圣人无异！”
他的话说得很不客气，简直就是在骂起这个念头的人，是“小人之心”。但以他是绅士中的领袖，平日对他一向尊敬，此时也只好不作声。被骂的人心里不服，暗中思量：且先放着！等汤斌有了打抽丰的话，那时再来挖他几句；看他的老脸羞不羞？
存了这样的念头，在席间酒过一巡，他就迫不及待地问道：“老公祖召宴，必有示谕，尽管吩咐，无不从命！”
“不敢！”汤斌答道：“我既然在这里做官，地方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今天略设杯盘，奉屈各位，就是跟大家讨教，一起想办法，来解消同具的痛苦。”
听得这话，朱嘉猷第一个点头，得意地望着大家；意思好像是在问：如何？你们这才知道我的话不错吧！
汤斌自然猜不到他的心思，因为他齿德俱尊，便先向他讨教，“猷老！”他问，“请直言民痪！”
“老公祖的称呼，实在不敢当！”朱嘉猷拱手谦谢了这一句，自己不说话，只眼风环扫，鼓励大家发言，“潼关何幸，得汤大人驻节在此！各位有所陈情，尽管直说。汤大人绝不会见怪。”
“正是！”汤斌欣然举杯，“猷老知我。”
于是绅士们无不大感兴奋，光是畅所欲言，得以把内心的感触痛苦发泄出来，便是一大快事；至于能不能发生效果，大家却并不存奢望，因为都知道有些事出于朝廷的意旨，在汤斌是无能为力的。
汤斌很虚心，他是真正勤求民隐，所以这时候只细心地听，不必表示任何意见。一面听，一面在心中盘算；等大家都说完，他才开口答复。
“多承各位指教，感谢之至。”他说，“地方上的痛苦，约而言之，计有五事，其中兵差频繁，军队苛扰，是他处所无的苦楚，这一点，我自到任以来，已经相当明瞭，此刻听了各位的话，更觉得当务之急，便是在这方面下工夫改善。”
话还未毕，只见有个人离席而起，捧酒长跪，口中说道：“老公祖请尽一筋！”
汤斌认得他名叫萧庆聪，赶紧下座相扶，“萧兄，萧兄，”他不安而又不解地，“为何如此多礼？”
这萧庆聪就是疑心汤斌要打抽丰的那个人，自从人席以后，立刻就发觉自己错了；越想越感歉疚，不该以那种心情去猜度汤斌，因而在内愧与感激两种心情交织之下，做出这种突兀的举动。当然，意在陪罪，只有他自己知道，是不便说破也不必说破的。
略能窥破心事的。只有一个朱嘉猷，他觉得萧庆聪的意思很好，正不妨由他来代表地方致谢，所以帮着劝汤斌接受了他的敬酒。
这杯酒为汤斌带来了极大的安慰，不多几天的工夫，已得到地方上这样深厚的爱戴，好官可为，在此又得到一个明证。同时也使他深切感到，百姓实在可爱，只要稍微能替他们做些事，便会得到逾量的报答，真是“受之有愧”，唯有格外费心费力，兴利除弊，为地方造福了
在这个念头之下，他决定实话直说，不须加上任何迂遇曲折的言词，“同州府马知府说得好，潼关之害，害在是天下要隘，以致过境大军，络绎不绝。但是，这是一时的，请各位要体念朝廷的不得已，多多忍耐！”说到这里，他向在座的绅士举一举杯，带着些致歉的意味。
“马大人的话说得很痛快，老公祖能够体谅，更是潼关之福。”朱嘉猷答道，“只要是额内的供应，担负再重，地方上亦一定勉力以赴。如今就请老公祖吩咐吧！”
这是要汤斌拿出改善的办法来。他筹思已熟，不慌不忙地为大家解释，额外供应的由来，是因为大军一到，征粮征草，不能迅速交付，结果征集到的一部分，就在等待的时间中，消耗完了，说起来是双方的责任，不能只怪过境的军队苛扰。
“我在想，凡事要‘尽其在我’，我如今跟两位相约，第一、大军过境，我要求上宪，联络邻省，预先通知潼关，以便准备；第二、通知一到，应该备多少粮、多少草，派定以后，请各位尽快缴纳，一到即付，付讫即走，既不误戎机，又图个清静，何乐而不为？”
“是！”朱嘉猷毫不迟疑地代表地方绅士应诺，而且有进一步的建议，“老公祖肯为地方费神，实在感激不尽。只要大军能够随到随走，这一点我们应该做到，也可以做到，而且是乐于做到。我想，我们可以先缴粮缴草，请大人拨出仓库，预为存储；军队一到，立刻就有供应，至于谁该出多少，不妨随后再算。”。
“那就更好了！一言为定。”
果然，这个办法的效果很好，过境的军队，一到潼关，应该要什么便有什么，异常痛快。人心都是肉做的，地方上如此漂亮，军队也就不好意思骚扰了，随到随走，军纪肃然；而潼关市面也就大非昔比，以前大军过境，家家惶恐，胆小的甚至闭门不出，如今都是安居乐业，浑如无事。
不到三个月的工夫，潼关附近各州县，连妇人孺子都知道“汤青天”这个美称。土豪劣绅，不敢也不能为恶；流氓地痞纷纷敛迹。“民间争执，知道什么叫讲理，先请左邻右舍，乡党长老排解；真到讲不清理时，才告到官府，因此，潼关备道茂门，落得个讼简刑清。
但是，汤斌自己却依然忙得不可开交，除了勤求民隐，兴修农田水利，为地方造产来增加老百姓的收入以外，他自己还忙着做学问，每夜一灯荧然，非到三更，不肯罢手。
推己及人，他觉得振兴文教是件万不可忽的事；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决定着手整顿潼川书院。
书院起于唐朝，唐明皇置“丽正书院”，招集文学之士，讲学其中，即为书院制度的滥觞。经过五代到了宋朝，书院大兴，最有名的是四大书院，而以白鹿洞书院为首。
白鹿洞书院在庐山五老峰下。唐德宗时，李涉、李渤兄弟归隐于此；李渤后来做了“浔阳江头”的江州刺史，便在白鹿洞修建台榭，成为一时胜景。其后南唐李家父子，素好文学；认为白鹿洞是个士子读书的好地方，下诏建立学馆，并给官田，以供学子薪水；派了李善道主持。称为“洞主”，而整个学馆，则称为“白鹿国库”，是南唐最高官学。
到了宋初，“白鹿国矿改为白鹿洞书院；以后渐次荒废。一人南宋，朱熹当江西南康的地方官，初到任就下徽文，派官学教授杨大法勘查白鹿洞，接着又亲自去作视察，认为可以修复，也应该修复，于是白鹿洞书院，复又成为读书人向往的乐土。
在白鹿洞书院，朱熹亲自订定了一篇学规，首先就揭明教人以人伦为本，指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五教之目”。而学做人的程序是：广泛涉猎的“博学”；学而不解则“审问”；问清了还要“慎思”其中的道理；道理虽明，犹须“明辨”它的对与不对？是对的道理，便当“笃行”。同时他又申明做学问的目的：
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人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
白鹿洞书院的学规，虽为后世书院奉为圭桌，但书院并不能保持纯为做人而读书的那种高超的风格。在明朝，书院往往成为读书人论世干政之地，因此触犯忌讳，前后经过四次的摧残，到了末叶，终于有东林书院的名闻天下。
东林书院在无锡，是有气节的读书人，砥砺切磋之地；但以东林出身的，入仕以后，多居高位，于是无形中，有了一个与问党对称的东林党，成为君子与小人，水火不相容的两大集团。这一番争斗，明朝既亡，犹复不止。清军入关以后，阉党的冯铨防备东林报复，反对设置书院；当政的旗下贵族。亦怕汉人借书院掩护，反抗清朝，所以曾有诏令，不许设置书院。汤斌要考虑的，就是这一层关系。
在顺治九年有道上谕，责成各省学政，督率官学教官，“务令诸生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著书请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结党，及号召地方游食之徒，空谈废业。”不过潼川书院既非新创，又不是结党干政，游食空谈，汤斌认为并不违反功令。
当然，书院还无法动用公款来维持，汤斌只能找到地方绅士，劝募一笔基金，也仍旧交由地方绅士管理，订立条规，置产收息，只用利息不动本。预定招收名额是正课二十名，附课视息金收入多寡而定；正课每月发给膏火银二两，附课减半。聘请朝邑的一位理学家雷子显主讲。名为“掌教”。
这样筹备好了，方始招考生徒到书院来肄业；报考的资格是不限制的，无论举人、监生、秀才，或者不曾进学的童生，都可参加。由于汤斌的实事求是，以及雷子显的道德文章，报考的有三百人之多。到了考试那天，汤斌亲自到书院照料；二月里的天气，春寒犹劲，考生一到，由汤斌带领的执事夫役，引到饭厅，先送上一碗滚烫的羊肉汤，条案上整箩筐的馍、大壶热茶，随意取用，初入书院，便令人从心底浮起温暖，向学向善之心，油然而起，一个个都在自誓，定要好好应考，取得高第，成为“正课”，在这潼川书院打下一个进德修业的基础。
考试的题目是汤斌与雷子显共同拟定的，叫做“盍言尔志”，藉以考察各人的志向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