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走边忽悠

这是石家庄当时最好的宾馆，这里聚集的书商有北京的大宝、长沙的陈克成、郑州的董培德、济南的陈大东等人。石家庄本土的书商有张文湛、严少卿、吕长清、刘西林、赵世永等。当时陈大东所发的《青楼恨》，严少清所发的《中越战争密闻》，张文湛所发的《点评金瓶梅》都叨了大菜。我从里边出来以后就长了一身疥疮，这是监狱里非常常见的一种皮肤病。监狱里有一套嗑来形容疥疮说：
“疥是一条龙，
先从手上行，
腰上绕三圈，
最后爬上鸡巴尖。”
疥疮奇痒难忍，皮肤经常被我挠破流黄水。医生治疗疥疮的方法就是涂硫磺软膏，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号称石家庄的黑老大大黑，给我用土办法治疗了一下，他找来了一个汽油桶，把桶的底部钻了几个小窟窿。然后把桶放在用几块砖架起来的火上，在火里不断扔硫磺块。汽油桶里有了烟以后，让我脱光了，衣服跳到桶里，我站在桶底下事先放好的木头方子上。
这时候大黑把一个像古代枷锁一样的，刚好能漏出我头的纸板子固定好，我嘴里叼着一个很长的胶皮管子用来呼吸。他就在下面猛烧火，在我熏了十来分钟快熬不住的时候，他开始往有硫磺的火上一点点地浇水。我就像蒸桑拿一样的出了一身大汗，然后洗个澡换上干净的衣服，这个办法真管用，我蒸了一次就好了。
1989年的春夏之交，中国历史上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后来愈演愈烈……在这一年谁也没有叨着“大菜”，这是不争的事实。我这段时间运气不佳赔了十多万，这都是因为我上窜下跳所遭的报应……
在这年的冬天，我从石家庄来到北京。准备到呼和浩特出书去，我口袋里的钱所剩无几了，好在哈尔滨的书商张永生给了我两万块钱的旅游支票。我和他们在北京东方饭店喝完酒，本来就没有多少钱的我还装B，争着买单，结完账我只剩八块钱了，我这才想起银行早就下班了。我还没有住下，要脸的我还不好意思和人家蹭房，硬说我住在前门饭店。离开他们我决定去前门的战友黑子家凑合一晚上。黑子复员以后当了交警，我们处的非常好。当我走到他家的时候，他们的院子已经关了大门。我不好意思敲，想了一下，见有一个蹬三轮的过来，就让他把我拉到了北京站，我给了他三块钱。
火车站的凳子上坐满了人，我买了张报纸躺在了地上。我头枕着密码箱，手指头上还套了一个一两多重的大戒指。心里很不是滋味!晚上我被冻醒了好几次。真是应验了那句话“装B犯，迟早要完蛋”。早晨五点多我又冻醒了，我知道地铁已经开始营运了，那里暖和我就上了地铁。开始的时候车上没几个人，我躺在凳子上很快就睡着了。我不知道我坐了多少圈，后来感觉人越来越多。我是怎么让人拉着坐起来的也不知道。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八点半了，我在阜成门下了车把钱取了出来。
晚上我坐飞机来到了呼和浩特。那时候北京到这里的机票才45块钱，我住进了呼和浩特市当时唯一的一家三星级宾馆昭君大酒店。前台接待我的小姐叫冯勇，我住进了818房间，在这个给我带来好运气的房间，我断断续续地住了一年多翻了身。吃完夜宵冲完凉，我来了电!完全忘记了我昨天晚上走“麦城”的事了。我操起电话拨通了总机，总机小姐问我：
“请问先生有什么事情？”
我温柔地答道：
“小姐，我是今天刚刚入住的，首先我来自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叫记工，为了加深蒙汉民族之间的无产阶级感情，特意从北京赶过来向草原人民学习的。”
在我讲话时候我就听电话里面传出来，一个小姐对另一个小姐说：
“你快听听，这人有病呐。”
对她们的这种反映我早已是司空见惯，根本不在乎。只听小姐咳嗽了一声，一本正经地问我：
“请问先生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吗?”
我急忙说：“有。”
小姐温柔地说：“先生请讲。”
我说：“我想和你谈谈。”
小姐有点不耐烦地问：“谈什么呀?”
我说：“谈理想话未来，倾诉一下人生的苦衷。”
小姐这时候又一本正经地说：
“先生，我们这是工作时间，没工夫和您闲聊，没事我把电话挂了。”
我急忙对她说：
“你千万别挂，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你挂了我投诉你。”
小姐在我的威胁下没好气地讲：
“有什么话快说。”我又说：
“我一下飞机就爱上了你们这个城市，呼和浩特市就像镶嵌在草原的一颗璀璨明珠，你们酒店就是这颗明珠的闪光点，酒店之所以闪光是因为有了你们这样优秀的员工。虽然你们躲在暗处，却通过操纵永不消失的电波，用你们甜美的声音，为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传递着款款深情，我通过你们的声音感受到了党的温暖和酒店对我们的关怀。我满载着东北人民的深情和汉族兄弟的厚意，向你们战斗在平凡岗位上的草原英雄小姐妹，道一声、辛苦啦!如果有可能的话，我现在就想为你们俩献上洁白的哈达。”
小姐没听完这不伦不类的赞美就忍俊不禁地笑了起来。她们笑着问我：
“先生，您是作家还是诗人呐。”
我说：
“请不要叫我先生，我是后生，我比你们大不了多少，我既不是诗人也不是作家，我是记者。”她们又问我在什么单位工作……我们就这样没见面就熟悉了，她俩一个叫林培，一个叫李小慧。没用一个星期我就和酒店的上上下下混熟了，我的长处是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哪怕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但我会很快结识一帮三教九流的朋友。
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只要我在酒店里，我不在房间你打电话准能找到我。无论是谁值班，你只需对总机说接记工，如果我不在房间，小姐们就会接餐厅、酒吧、大厅等电话保证能把我找着。我在这里享受到了他们总经理张景泉的待遇。当书商们给我寄订单的时候，只须信封上写八个字内蒙、呼市、昭君、记工，我就能收到。在这里我赚了不少钱，又返回了北京。
沈醉告诉我杀人的感觉
我和公安部的群众出版社合作，包发了沈醉先生写的《战犯改造所见闻》。我翻看沈醉先生的历史照片，准备做封面。我选了一张沈醉身着国民党少将军服，佩带青天白日勋章的照片。那时候的出版社还很保守，说什么也不同意。我好说歹说他们才同意封面多上几张照片，其中有我选的这张。但是，一定要把青天白日勋章裁下一大半才行，理由是国民党的勋章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
按照协议沈醉的稿费由我来出，这天我给出版社交钱，出版社的编辑把我交来的一万两千元，分成两份一份五千一份七千，装在了两个信封里。编辑问我愿意不愿意和她一起去沈醉家送稿费去。我很想见见这个老牌的国民党特务，就高兴地说愿意。这时编辑把装有七千元的信封交给了我，编辑告诉我沈醉来电话说，让他们把稿费分成两份。把五千的那份当着他老婆的面拿出来，七千的悄悄地给他。
沈醉家住在全国政协的宿舍里，房间很宽敞，家里的陈设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我们进去以后编辑向沈醉介绍说，我是新华书店的，沈醉热情地和我握手，他的手非常有力。他个子高高的非常硬朗，虽然坐过多年牢狱，可他依然昂首挺胸精神抖擞，眉宇间透露着军人特有的英姿，他和蔼可亲非常随和。从画相上看你根本不能把他和刽子手联系在一起。
编辑掏出了那个装有五千块的信封，沈醉连看都没看就交给了他老婆。他老婆接过钱走出去给我们泡茶，她刚一出门，我就站了起来，我背对着沈醉掏出了那个七千块的信封，他迅速地接了过去。等我转过身来的时候，他的手里已经没有了信封，后来编辑告诉我，他一接过来就飞快地装在裤子口袋里了。他看着我顽皮地挤了一下眼睛，他的眼神里闪烁着童贞。多可爱的老人那!看着他我想起了我姥爷。
后来，有一天我给他打电话，说要请他吃饭。他问我有什么事情，能不能在电话里谈。我说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非常敬仰他，想和他单独谈谈。老先生没有什么架子，晚上，我把他接到了民族饭店的餐厅。当时，正是吃大闸蟹的季节，我问他喜不喜欢吃这个。他说还可以，我就点了四只半斤重的极品。他告诉我戴笠非常喜欢吃这东西。我首先和他表明了我的真实身份，并说如有可能，我愿意直接买他的稿子。他说自己的身份比较特殊，最好通过出版社来做。
他和我谈了许多有趣的事情，说他非常恨谢富治，在“文革”时期他差一点下令枪毙了他。他还说如果那时候抓到了毛人凤，他也不会活过今天。
我问他“沈爷爷，秦城监狱的条件好，还是渣子洞监狱的条件好？”
他说：“监狱的条件基本上都差不多，关键是看守你的人怎么对待你。”
我问他：“杀人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他说：“比杀鸡还容易，鸡被抹了脖子还能扑腾几下。可是人就一下也不会动了。”当我问他渣子洞的犯人除了莆志高以外，是不是都像江姐那么坚强时，他笑着说什么监狱里的犯人都是形形色色的，有宁死不屈的，有叛徒，有一上老虎凳就说要坦白的，但是一放下来又不说了!女犯人还有主动勾引看守的……他告诉了我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后来我们成了朋友……
冒充首长秘书打警察
1992年我的生意很旺，我在北京的天地大厦(现在的保利大厦)长包两个房间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