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纳粹亲历第三帝国末日

尽管戈林的措辞已经非常注意，但鲍曼还是找到了几个把柄，他特意把晚上10点前回复那段递到希特勒眼前。戈林竟然向元首发出最后通牒！希特勒立即怒不可遏，他似乎完全忘了自己曾亲口对约德尔和凯特尔说，戈林是惟一能够代表纳粹同盟军进行和谈的。鲍曼提议严惩戈林的叛国罪行，将他就地正法，但希特勒想了想，还是决定回复一封电报给他的空军元帅，声明他的所作所为已经构成了叛国罪，应当被执行死刑。考虑到他过去对纳粹党的贡献，可以免去死罪，但他必须立刻辞去所有职务。4月24日午夜，戈林、科勒以及其他奥巴萨尔斯堡的纳粹官员全都遭到了软禁。当天晚些时候，当局宣布戈林由于个人健康原因，正式辞去所担任的一切职务。 
  同戈林相比，斯佩尔的叛逆行为实际上要严重得多，因此这个小插曲也让他感到有些可笑。不久之后，斯佩尔就向希特勒做最后辞别，气氛依旧很冷淡，希特勒还是没有和他握手。“再见！”希特勒冷冷地说了一声，旋即转身离去。斯佩尔走出地堡，重新穿过混乱的柏林街头抵达勃兰登堡门。他坐上飞机，再次开始一段危险的航行，只不过这次，他要永远地告别柏林了。 
  当纳粹帝国的末日即将到来时，哈尼斯和我仍然穿梭在柏林城中传递信息，但是我们的工作正变得越来越困难。柏林大大小小的街道上都挤满了逃难的人群和动物，我们每次出行都会遇到极大的阻碍。无家可归的难民带着所有能拿上的家当，许多孩子都成了孤儿，无人看管的动物满街乱跑。人类发动的战争残酷地折磨着这些可怜的动物，一些残忍恐怖的场景深深地刺痛了我这个动物热爱者的心灵。我曾亲眼看到一匹马被活生生地残杀，那个可怜的生命被榴弹炸伤，无助地躺在马路上。人们因为饥饿过度而又没有任何武器，就直接围着它用刀和锯子一块块割下它身上的肉，直到今天我还会想起那撕心裂肺的惨叫声。还有一次，我看到一位母亲屠宰了一条狗，然后用狗血来喂她的孩子们。这种可怕的场面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而最常见的就是被坦克履带碾过后血肉模糊、不成人形的尸体，每每想到这些我都想作呕。   
  最后的道别(3)   
  我们还曾见到过一幅令人震惊的画面。一个十几岁左右的男孩被晾衣绳吊死在柱子上，尸体晃晃悠悠地悬在空中，右耳被扯掉了一半，鲜血浸透了整个右半边身体。他穿着一件过于肥大的国民突击队制服，脖子已经明显被套索扭断了。他的双手被捆住放在身后，双腿在脚踝处被捆绑，眼睛直直地望着天空，显出一种恐怖扭曲的神情。他的袖子上并没有希特勒青年团的臂章，可能是已经被摘掉了。周围没有张贴任何布告来说明他的罪行，如果我猜得没错，他应该是一个逃兵，一个“懦夫”，这种人都会被活活绞死。 
  我们不禁盯着这个可怜的灵魂看了好久，为了看得更清楚些，我们又向前走近几步，但马上，我们就发现自己成了可疑人物。一位年轻的武装党卫队军士拦住了我们，要求说出口令，可是没有人告诉过我们任何的口令。在他后面还站着一个年纪稍大的人，穿着一件不带任何徽章标志的外套，在我们看来，那似乎是普通警官的衣服。但令人意外的是，在这件外套上却挂着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这显然有违常理，因为一般人都不会把勋章戴在外衣上。连哈尼斯都开口说：“他可能是从阵亡的人身上偷来的。”除此之外，他身上没有其他任何勋章，也没有二级铁十字条纹。一般而言，只有在得到二级铁十字勋章之后，才有资格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这就让我们怀疑他是个冒牌货。此外，他的举止表现更令人生疑。整条街的街边窗台上都悬挂着白旗，他疯狂地朝这些旗子射击，但精准度却差得好远，显然，他以前从未使用过枪械武器。他转过头来，恶狠狠地威胁道：“要么重新回去战斗，要么我就把你们这些胆小鬼全枪毙了！” 
  “我们是大臣花园元首府的信差。”我向他解释道。 
  那个年轻的士兵推了我一把，嚷嚷道：“你别撒谎！” 
  “我没有！”我坚定地回答。 
  他显然被激怒了，这下麻烦来了。他长得人高马大，而且从脸色上看吃得也比我好。身上穿的制服崭新笔挺，我这套肮脏破旧的军装跟它相比简直就像一块臭抹布。我真不知道他是在什么好地方熬过了这场艰苦的战争。 
  哈尼斯身上只带了希特勒青年团摩托兵成员证和驾驶执照，他向那个士兵解释自己是我的司机，受命于希特勒青年团总指挥部，但对方根本不相信他的话。 
  “你们是从前线来的逃兵，”他的语气中带着施虐的快感，“毫无疑问！” 
  接着，他又转而盘问我。我随身携带了两份证件，分别是武装党卫队的征召证明和国民突击队的资格证。他一看完，立刻得出结论：我是武装党卫队的叛逃分子，现在又假扮成国民突击队的成员。他认定我们没有合理的身份证明，坚决不允许放行。我给他看了一封信件，收件人一栏清楚写着阿图尔·阿克斯曼的名字，可他还是不为所动。难道他不知道阿克斯曼是德国青年军团的头面人物吗？他脑子出了什么毛病？这时，哈尼斯终于看出了其中的奥妙。 
  “这小子眼睛盯着我们的摩托车呢。”他小声对我说道。在战争期间的柏林，任何交通工具都显得那样宝贵。事实上，想逃跑的人并不是我们俩，而正是他，他才是真正的懦夫，真正的逃兵。 
  当时，我们随身携带的武器只有口袋里的手枪，而他们正拿枪对着我们。我的使命是去传达来自阿克斯曼的命令，而且这个命令据我所知很可能直接来自希特勒，事关重大。我也曾经两次从苏联人的手底下逃脱，可现在呢，瞧瞧我们，被谁抓住了？一个举止可疑的老警官和一个身体健壮的武装党卫队士兵。真见鬼，他应该到最前线去保卫柏林的妇女和孩子！我暗自气愤。 
  “跟我来！”这位年轻的军士下令道。 
  我们被带到了街角的一间屋子，并一路走到地下室。那里有几个妇女，在她们身后有一张破旧的书桌，上面乱糟糟地堆着一些文件、一部军用电话机和一个公文包。桌子后面坐着一个大胖子，这真令人感到意外，因为在那个战争年代，整个德国都很难找到如此肥胖的人。更让人奇怪的是，他脸部的神情非常像马丁·鲍曼。他也穿着一件在我看来十分“神秘的”制服：深灰色裤子，双排扣上衣，再加上天主教牧师式的衣领。这不是一战时的军装吗？这个人难道是执法官员？是他下令吊死了外面的那个男孩？ 
  我把同那个军士说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眼前的这位军官，让我颇感惊讶和安慰的是，他竟然拿起桌上的电话直接拨通了青年团总部。电话那头的人告诉他我没有撒谎，很明显，这让他吃惊不小。他答应放我们走，但同时警告道：“苏联人肯定监听了刚才的电话，他们已经知道你们的企图。”他显得有些幸灾乐祸。那个年轻军士极不情愿地交出了我们的摩托车，我估计他是经过一番掂量，觉得不值得为了一辆车而去冒犯鼎鼎大名的阿图尔·阿克斯曼。 
  那天发生的一切只是必然的结果，因为在此之前，戈培尔和鲍曼早已发布了严惩逃兵的命令。人人都知道，任何在盟军面前露怯的行为都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纳粹甚至公然宣称，保卫柏林是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至高无上的职责。在一份名叫Panzebar（按字面意思叫做“坦克熊”）的报纸上，有如下文字：“值此非常时刻，任何不能恪尽职守的人都是叛徒，整个民族的叛徒……弱者总是悲天悯人，只有强者才能坚持到底，获得胜利……元首在哪里，哪里就有胜利！让我们把个人的命运抛到脑后。你可以选择勇敢地战斗然后牺牲，或者向敌人屈服成为可耻的叛徒！”   
  最后的道别(4)   
  后来有一次，我曾问过阿克斯曼，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会不会被自己人处死。他没有听出我的言外之意，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的孩子？当然不会！”可我并不明白谁才是“我们的孩子”？按照法律规定，任何德国青年都接受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但哈尼斯和我已经看到，那个在敌人面前胆颤的“我们的孩子”遭受了怎样的命运。我们也看清了那些残酷执法者的真实嘴脸，他们才是真正的懦夫。 
  第二天早晨，恰逢列宁诞辰，苏联军队在这天发动了24小时不停歇的进攻。为了准备庆祝即将到来的胜利，一面面崭新的红旗被分发到各个部队中，苏军将领要求他们的战士将旗帜插到每一座柏林的主要建筑上。这里顺便提一下柏林的滕佩尔豪夫机场，这座机场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在面临苏军包围的情况下，还一直保持着日常的商业服务。但到了那天早上，最后一个航班从该机场起飞，带着9名乘客飞往瑞典。当飞机在跑道上加速时，可以看到周围一堆又一堆福克·乌尔夫战斗机的残骸。 
  此时，苏军已经逼近恺撒大道，我们别无选择，必须连夜转移病房。因为如果拖到白天的话，不仅是病人甚至连其他的医护人员都可能会丧命。我们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总共有14名病人和医护人员需要转移，所有的病人都无法独立行走。希特勒青年团总部抽调了几名人员来协助我，但显然没有人心甘情愿接受这样一项危险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