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纳粹亲历第三帝国末日

 
  当她走到我身边时，我伸手拿了一杯咖啡，双手控制不住地颤抖着。 
  “不来点面包吗？”她亲切地问我。 
  做完手术后，我仍然没有胃口，“不用，谢谢了。”我回答说，不小心洒了一些咖啡。 
  她深深地望着我的眼睛，问道：“你多大了？” 
  “16岁。” 
  她抚摸着我的头，我感到阵阵的温暖。 
  我想我是在恋爱了。 
  我所在的病房是教室改建成的，安了16张病床，显得十分拥挤。负责我们病房的NCO士兵都很喜欢安妮·玛利亚，似乎我们病房里的所有人都爱上了她。安妮·玛利亚19岁，长得很漂亮，无论她和其他护士遇到多大的困难，她总是非常体贴，非常富有同情心。 
  其实大多数护士都长得很漂亮，其中一个更是美得像个妖精，有着修长的双腿，很爱和士兵们调情，另外一个护士在不当班的时候总爱穿一件非常紧身的毛衣，胸部丰满地高耸着，诱惑着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但是，我最渴望见到的还是安妮·玛利亚，从看见她的第一天起，我就深深地爱上了她。慢慢地，她似乎也更多地注意到了我，有时候无意间碰我一下，用深情的目光望着我，或者对我说上几句悄悄话，声音低得只有我能听到。这些都让我感到喜悦无比，不过，有时候我也会感到局促不安和尴尬。 
  做完手术一周后，我不得不听从医生的指示，在床上躺着静养，只能用便盆方便。安妮·玛利亚当班的时候，我尽量不提出用便盆的要求。终于，我恢复得差不多了，医生允许我到楼下的卫生间上厕所。那天晚上，我穿上了自己的裤子，和病房的战友借了一件制服外套（我自己的那件可能忘在火车上了）。尽管我的腿在刚开始走路的时候还很痛，但是我还是忍着痛走到学校的操场上，呼吸着新鲜空气。 
  第二天一早，我兴奋地告诉安妮·玛利亚，我能自己走动了。 
  安妮·玛利亚起先以为我在骗她，于是我约她晚上和我一道出去走走。那天晚上，安妮·玛利亚交完班后来找我，我没有食言，我们一直走到塞耶河边。这条河成为了“我们”的小河，我还为此做了好几首新诗，突然间，我再次找到了创作的冲动。我们的“远足”成为了晚间的固定节目，我回病房的时间越来越晚了，直到一天早上，NCO的主管直截了当地责备安妮·玛利亚：“你怎么能和一个孩子混在一起呢？” 
  安妮·玛利亚的脸一下就红了，她一言不发，我感到羞愧而气愤，不过也没有说一句话。 
  病房的其他人也不赞同一个孩子和活泼的年轻女性恋爱。我们病房几乎所有人都被安妮·玛利亚的美貌吸引了。NCO的主管一定向安妮·玛利亚的上级汇报了这件事，因为我接到命令，在没得到许可的情况下不得离开医院。安妮·玛利亚受到了严厉的责骂，她后来向我转述的时候，忍不住哭了起来。 
  我气不打一处来，立刻跑去找NCO的主管，当着一屋子的人大声地说：“我还没年轻到不够去死的资格!” 
  “但是你还太年轻，不够结婚的资格！”他回答说。 
  他说得对吗？虽然我只有16岁，但是我是一个士兵。我在战场上受过伤，在来这家医院的路上又再次负伤。我抽烟，喝酒，而且我能控制住自己，不会喝醉了闹事——这已经经过了几次的验证。我还需要做什么来证明自己是个成年人？无论对方的级别是不是比我高，他都没有资格限制我和护士的交往，更何况，这位护士也在为帝国效忠。如果我想娶安妮·玛利亚，而且她愿意成为我的妻子，为什么我们还非得等到我年满18岁呢？我是否有机会活到那时候还是个问题。 
  很快我就要回到前线了，我能生还的机会很渺茫。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我应该有一个后代，我不仅要用戎马生涯来证明自己人生的意义，而且还要延续生命传宗接代。安妮·玛利亚也想为我生一个孩子，我想她的这种想法是出于对我的爱和对帝国的忠诚。 
  即使我很快在战争中死去，但至少我的血脉在孩子身上得到了延续。我充满激情地写作，我强烈地渴望在生命的长河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我的描述中，生命的长河中流淌着倒下士兵的鲜血，或许有一天我的血液也将汇流到这条长河中。安妮·玛利亚被我的文章深深打动了，在为帝国和元首奉献出我们的生命之前，我们两人都愿意享受片刻属于自己的时间。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们，在成就伟大事业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属于国家，我们不是为了自己在生活，我们是在为了祖国而生存。   
  初恋(2)   
  一天，一个高级军官来到医院，我们得到指令准备迎接他的检阅。这位高级军官来了以后，称呼我们为“同志”，这让我们很感动。他说道，我们的英勇行为值得赞许，他代表元首给我们颁发奖章，我也是接受奖章的人之一。库茨克后来找到我，他下令除了颁发黑色光荣负伤的奖章之外，还要颁发一枚铁十字勋章（二等功）给我。我高兴极了，现在我是一名少年英雄了。 
  从那以后，同病房的人对我客气了许多。我还是青年团少年班的成员，但是经常被人称为那个戴着铁十字勋章的“勇敢孩子”。 
  现在，我几乎完全康复了，是时候回到前线了。当时，我仍然坚定不移地要为元首和帝国奉献一切，重返前线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而且，因为和安妮·玛利亚的恋爱事件，我更加迫不及待地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一个勇敢的战士，一个真正的男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新伤员被送到这家医院。医生仍然认真对待每个病人，但是面对周遭的苦楚和不幸，他也忍不住越来越多地在公开场合谴责这场“可恶的战争”。 
  “他最好小心点，如果纳粹党官员听见他的牢骚，他可能会被关进福伦森堡！” 
  “福伦森堡？”我还是头一次听见这个地名。 
  “福伦森堡是一个集中营，是用来关押所有叛徒、失败主义者和其他人民公敌的地方。” 
  我虽然属于国防军的编制，但是从来没有领到过军饷，安妮·玛利亚常常掏钱为我买杂志和报纸。有一次，她得到一份旧报纸，她确信我会对此感兴趣的，报上介绍了在布雷斯劳前线的战况。我一直盼望得到关于家乡的消息，我的同学和朋友们正在那里展开英勇的战斗，苏军还没能够攻下这座城市。护士们每周有一天的休息时间，我申请在安妮·玛利亚休息那天的通行证，这样我就可以离开医院一天，我的申请没有得到批准。我脸上的伤口已经愈合了，手臂上的伤口还没有完全好，不过不影响我伸缩胳膊。医生清除掉我肌肉里的绝大部分榴弹碎片。但是我的体温在39摄氏度居高不下，仍然需要大量的药物治疗。 
  那几次我能连续几天偷偷溜出医院，是因为医院的守卫不在。其实我的室友和夜班护士都知道医院没有夜间卫兵，但是NCO主管后来决定告我一状，于是他们就加派了守卫。我们一早已经计划好在安妮·玛利亚休假那天到马科特雷维兹去玩，那是我祖母的家乡。 
  虽然我的通行申请没有得到批准，但是我仍然打算离开医院去玩。一位年纪稍长的病友支持我和安妮·玛利亚，他认为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多享受生活中的乐趣，不过他还是劝我不要没得到批准就和安妮·玛利亚一道离开，“你们可能被拦住接受检查，而且你没有通行证，他们会认为你是叛徒，可以开枪打死你的！”他还说，我们不能在酒店登记入住，也不能租住私人出租的房间。无论是谁，只要收留了我们，都会因为“助人为恶”而被判刑。NCO还暗示说，我可能会被关进集中营。叛徒的最终结局都是被关进集中营，接受死刑处决，我不确信他说的是真有其事还是他杜撰出来的。 
  安妮·玛利亚和我开始觉得事态严重起来了。 
  我们没有离开城里，但是走出了学校的范围。在空袭期间，能够走动的人都不会呆在楼里，而是集中到附近一个中学的地窖中。那个地窖不仅是我们的藏身之地，而且还是储存甘蓝的菜窖。这所中学楼上的教室没有被占用，而且门都是开着的。在傍晚的时候，呆在这样的教室里让我们暂时避开了外界的干扰。 
  “我们爱着彼此，”她说，“我想为你生一个孩子，你很快又要上前线了。” 
  我们的感情迅速升华了，因为彼此都意识到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虽然我的伤势在转好，但是安妮·玛利亚的工作量却增加了很多。 
  我新近在战场上的经验犹如幻影一般，噩梦一次又一次地侵扰我。被炸掉一张脸的死者的面容不断地在我眼前浮现，那张脸没有鼻子和眼睛，血肉模糊，白骨隐约可见，粘糊糊的液体从伤口慢慢地流出来。 
  我终于接到重返战场的指令，这对我们两人来说都是个噩耗。安妮·玛利亚忍不住哭了起来，我也有想哭的冲动，拼命地忍住不掉眼泪。安妮·玛利亚看到我戴着母亲留给我的戒指，她除下自己手上的戒指，套在我的小指上，那是一枚带有珊瑚石的金戒指。我们发誓终身忠于对方，等战争一结束就再团聚。她对我说的最后几句话是“你不能丢下我！”但在当时那种情形下，我不得不离开她。